娜拉在一九九〇年代——王安忆《妙妙》浅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小镇头铺街上的女孩妙妙以“出走”的姿态成为继现代文学“娜拉”热之后的新时期“娜拉”的代表。不同于现代文学“娜拉”们的“群体”性存在,妙妙展现了处于20世纪九十年代“娜拉”的孤独存在状态:主动背离群体的身份的孤独,历史与未来选择之间存在的孤独以及现代形态与价值的困惑造成的情感的孤独。“孤独”的背后,是“娜拉”们美丽的“现代想象”,是对不甘于处于社会底层的状况和命运的反抗。

鲁迅的“娜拉”情结——兼谈鲁迅与萧红的关系

"五四"启蒙运动的先驱鲁迅始终把对中国女性命运的关注,作为唤醒民众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祝福》关注的是大众中蒙昧的传统女性的话,那么《伤逝》关注的就是那些有所觉醒的知识女性。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一个自我意识觉醒而出走女性的结局,不外是"堕落"与"回来"。他在《伤逝》中塑造的子君就是一个艺术化的中国"娜拉"形象。可以说生活中的许广平是鲁迅自己毁掉的"娜拉",而东北女作家萧红则是鲁迅全心成就的"娜拉"。所以,在对鲁迅和萧红之间师生情、父女情、暗恋说关系的解读的基础上,又多了种"造物主"与"作品"的关系。鲁迅用赏识、举荐与护佑成全了萧红,也完善了自己在《娜拉走后怎样》演讲稿中为女人指明的出路:女人靠自己的才华与努力,可以摆脱保守家庭的束缚,闯出一条拥有独立人格的精彩道路和职业人生。

五四时期的几次“娜拉”事件与知识者的众声--从一个侧面看五四思想的多重面相性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现代文学史中,"娜拉"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本文围绕现实中的几个"娜拉"事件,讨论知识分子们在女性解放问题上的态度和观点。在言说和讨论女性问题的公共空间中,表述了对"新女性"的理想性创造。而知识群体的分歧和启蒙的内在裂隙也由此显现。

“娜拉型”话剧中的“出走”及性别焦虑

本文关注五四以后出现的一批"娜拉型"话剧。"出走"在"形式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意义,是本文解读的重点。"田亚梅"们的"出走",是作为女性解放运动"引路人"的男性知识分子们的现代想像与性别焦虑。

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论五四新女性的叙事与性别

刘传霞认为,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象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王宇通过对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化镜像“娜拉”的生产、接受的考察,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语境中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的复杂纠结,从而表明性别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指涉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而是从根部与社会文化精神的走向、知识谱系的建构密切相关,性别研究已然提供了一条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独特路径。唐欣认为,从性别主体的角度重新解读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关系,可以小说中显在的身体叙事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其中,身体话语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表征,已然成为有效辨析现代主体生成的重要话语场地,它在性别主体建构、革命话语隐喻的多重视角中具有意义的多歧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从而也就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新的可能。

论“娜拉出走”与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表述

"娜拉出走"是20世纪女性解放的共名,在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思想移位和文化修正。子君、林道静、李双双作为不同时期的女性解放的模式,呈现出追求爱情、追求革命、追求社会价值的多元话语,见证了中国现代女性解放的轨迹。回眸,有助于女性解放的文化思考,有益于文学批评的现代重建。

五四文学中觉醒后的“娜拉”意象

中国妇女历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千百年来一直在痛苦的深渊中呻吟、挣扎。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造成了中国女性个人价值的严重缺失。随着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人的发现”成了五四时期的关键词汇。历史和时代的需要,易卜生和他的作品进入了国人的视野之中。他笔下的娜拉成了千千万万妇女的楷模,“我是一个人”的呼声在苦难的中国女性心中久久回荡。五四作家们也纷纷仿效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创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娜拉”意象,再现了五四女性自我觉醒的艰难过程和自我价值重构的苦痛。

群体的“娜拉”——20世纪20年代的女影星与民族国家想象

回顾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中国影坛的几位女影星的人生遭遇和艺术创作,可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现代性文化内涵。她们所塑造的银幕形象与恶势力抗争,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生存的困境,体现了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她们的坎坷经历和艺术追求,包含着隐形的大众神话和民族国家想象,也是"五四"一代人向往娜拉式"自由意志"的现实表现,对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

“娜拉走后”的两性风景——以几个文本为个案

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思考妇女前途命运的重要话题。不同的时代的回答都铭刻着时代意识形态的烙印,都对应于那个时代妇女解放的程度,显示着两性之间的关系特征。从《伤逝》、《五四遗事》、《纸婚年》、《暗示》以及《厨房》等几个典型文本可以清晰看出,“娜拉”经历了一个由沉默被动的客体变成有自主意识的言说主体、经验主体和欲望主体的精神流变。

东施效颦：论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娜拉”现象

"娜拉"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她仿效于"西方"却又植根于"传统",以走出"父家"且回归"夫家"为己任,最终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放"闹剧,并且也完全曲解了西方"娜拉"的深刻内涵。中国"娜拉"与西方"娜拉"的本质区别,主要是表现为做"女人"与做"人"的认识不同;这种东施效颦式的机械模仿,极大地影响到了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

中国现代男作家关于“娜拉出走”的想象——重读《终身大事》、《泼妇》和《日出》

《终身大事》、《泼妇》和《日出》三部文学史意义大不相同的剧作 ,都参与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命题“娜拉出走”的书写。时代背景不同 ,叙述目的有异 ,借助三个文本对同一范式的歧异性阐释 ,可以解析出一条“娜拉”形象嬗变的清晰脉络。同时三位剧作者的男性身份对“娜拉”的想象和塑造也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娜拉”的出走与叛离——丁玲与朝鲜现代女作家姜敬爱之女性意识比较

20世纪初,在西方催生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也给东方文学带来了新的创作素材。很多作家纷纷在其文本中体现“女性意识”的觉醒,其中最典型的是以“娜拉”的出走与叛离为代表的“娜拉现象”。中国女作家丁玲和朝鲜女作家姜敬爱自觉地在创作过程中结合个体的身世、经历体现了自主的女性意识。

“娜拉走后”现代命题的当代演绎

“娜拉走后怎么办”是中国现代以来关于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经典命题。新时期的大批小说家对这个命题重新进行了思考与回答。他们或者在真爱失落后对男权中心话语进行颠覆,对男性神话进行解构;或者在自我发现中自我扩张、欲望凸现;或者进行着“炮礼时代”的婚恋游戏。一批作家最终能消除狭隘的性别对立意识,实现精神的涅槃和升华。他们演绎了一部女性心灵成长与蜕变的历史,以探索正确、科学的女性观为当今和谐社会作着努力。

“娜拉寓言”的深度言说——解读张爱玲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

张爱玲的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是对"五四""娜拉寓言"的深度言说。言说的必要是作者写作的巨大冲动。作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对娜拉走出家庭后独立生存的心路历程作细微深入的描述。然而,作者在最后自己将这一言说消解了。

同一视角下的不同变奏——现代“娜拉”形象的类型模式剖析

中国的"娜拉"形象系列,构建了中国经典性类型。但在这同一视角下,作家笔下的"娜拉"形象有各自的侧重点。大致地分,有侧重空间意义上的行为姿态的;有侧重精神意义上的突围与迷失的;有侧重"自我超越"与时代结合的。

从不同视域谈“娜拉”出走之后——《伤逝》与《商市街》的对比分析

"出走的娜拉"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说不尽的女性母题,鲁迅在短篇小说《伤逝》中首次结合中国社会特征,讨论了"娜拉"出走后的处境问题。十年之后深受他启蒙文学观影响的作家萧红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以自己离家流亡的亲身经历为原型,站在女性视角上细密地记录了"娜拉"出走后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危机,两部作品无意中实现了内容和主题上呼应与契合。然而,不同性别的叙述立场、不同时代的社会状貌、不同境遇的生存处境也形成两代作家对"娜拉"出走后的命运诠释的差异,鲁迅站在启蒙者立场的审视着出走后的"娜拉"在失去附丽的爱情中节节溃败,萧红则是设身处地地还原了"娜拉"出走后遭遇的种种生存艰难与精神伤痛。如果说,《伤逝》中的子君是传统"娜拉"的基本款,《商市街》中的悄吟则是现代"娜拉"的升级版,前者象征着启蒙初期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后者则代表着建立起成熟的独立心理的女性知识分子。

论中国“娜拉”形象系列的构建

"娜拉"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中,作为被书写的叛逆者,与易卜生的"娜拉"原型产生了疏离,形成了中国化的"娜拉"系列。中国特有的土壤孕育了"娜拉"形象,形成了中国经典性类型。"娜拉"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构建中发生着嬗变,并在男女作家笔下有着明显的不同。

“娜拉”形象的重塑在韩国无产阶级文学中的作用——论蔡万植的《走出玩偶之家后》

上世纪20年代初,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介绍到韩国,主人公"娜拉"作为"自由女性像"受到广泛的关注。十余年后的1933年,作家蔡万植以翻案的形式创作了小说《走出玩偶之家后》。迄今为止,韩国学界普遍认为作品中的"娜拉"是对前者妇女解放思想的继承和强化。然而,小说中的"娜拉"在历经种种人生的磨难后,最终从中产阶级夫人转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无产阶级工人,这一变身的结局具有深刻的寓意。本文认为,作者蔡万植把当时敏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巧妙地嫁接到妇女解放的传统主题里,借助当时已有定评的自由女性形像"娜拉"塑造了一个殖民地统治下摸索政治解放的韩国民众形象。对"娜拉"形象的重塑体现了韩国无产阶级文学在严厉的检阅制度下寻求文学表达的可能性所做的探索与努力,同时也展示了韩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巧妙的表达方式。

论易卜生影响下中国“娜拉剧”中的女性形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易卜生的女权主义,中国话剧家深受《玩偶之家》影响创作了一系列"娜拉剧"。中国式"娜拉"形象多样、各具特色:她们或激烈抗争选择"出走",或逆来顺受忍受命运,抑或是发生了异变,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极速变换的社会环境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其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等权利的心路历程。

《寒夜》中的“娜拉”

自五四伊始,名震遐迩的《新青年》杂志推出了"易卜生专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光辉引领下,易卜生经典戏剧《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便成为一个精神偶像,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巴金《寒夜》中的曾树生便是一个中国式的"娜拉"形象的典型。作为一个有着复杂性格、矛盾心理和丰富内涵的艺术形象,她的出走以及最终的回来,既有积极的意义也反映了人物自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