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萨特的"介入文学"既是他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又超出了存在主义的边界,与存在主义哲学在互证中呈现出相互补充的特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本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场的中国,萨特文艺理论和哲学思想的存在或退场反映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形式,其"介入"思想和"自由"精神对中国文论未来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启示。

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形态,表现了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观。它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其特征是寻求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的阐释。就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言,重要的是划清“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界限。

萨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评述

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等观点。本文针对萨特的基本观点进行了简要评议,并分析其所带来的现实性意义。

新形势下新疆面向青少年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的重要意义、存在问题及措施建议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无神论,对宗教的起源、本质及发展进行深入阐释。新疆是我国的一个的多民族多宗教地区,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有助于新疆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核心内容,深刻认识面向新疆青少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的重大意义,讲深讲透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知识,是帮助新疆青少年树立正确世界观的需要,也是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存在双重路径?--对艾伦·布坎南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的反思

如何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前提。艾伦·布坎南提出了双重路径的建构与阐释视角--非法权的外在批判与法权的内在批判,从而把马克思正义思想以内在批判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布坎南的建构与阐释是失败的。首先,其双重建构存在着两条路径之间的对抗。其次,其外在建构忽略了法权批判的可能性。最后,其内在建构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逻辑。布坎南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读了历史唯物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双重路径的设想没有合理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一种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路径--低阶批判与高阶批判。这样理解的“双重路径”,清晰地呈现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内在构成,将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建构提供真正合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方法论支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英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剥削存在的三种论证

英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剥削不正义的批判现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热点话题,但其对资本主义剥削存在的论证在学界受到的关注却较少;然而,后者在其剥削理论的总体建构中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并且从根本上规定了其批判资本主义剥削不正义的路径。在当代英美学界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系列争议中,面对通过攻击劳动价值论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剥削的声音,以科恩、罗默、莱曼为代表的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分别基于产品所有、财产关系与劳动过程,提出了三种论证资本主义剥削存在的思路。英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剥削存在的论证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有效性和批判效力,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不过,这种理论建构未能坚持劳动价值论而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困境。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视域下主体性存在的样态变革

人作为美好生活创造的主体,其存在的样态变革与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来指导人们创造美好生活,使主体从晦暗的生活样态中突破局限性的生存境况实现真正自由的美好生活。人要想自由地创造美好生活就必须确定自己作为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样态,并打破人之生活不见“人”的桎梏,进一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促进主体自我样态的历史提升,只有在此基础上人的美好生活创造才能厚植现实的根基。突破忽略和背离人的存在的主体性地位、立足现实并克服现实中的各种异化现象、扬弃“物的依赖性”的束缚并确证“自由个性”的生成是实现美好生活创造主体样态变革的必然趋势。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表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人民群众政治立场与共产主义价值立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认识、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分析法、矛盾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开拓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现时代向度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溯源正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而同时全面依法治国在战略布局、全面推进、系统执行上又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推动其不断地时代化、中国化。文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结合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现状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形势要求,以“现时代向度”视角切入,系统探讨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化创新。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重要论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是数字化智能化新实践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化、系统化、学科化的理性结晶。新质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是具有适应新时代、集聚新知识、拥有新工艺、开发新产品、蕴含新动能、拓展新市场和满足人民新需求等质态内涵的生产力,具有许多新的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由劳动者“自身上的自然力”和“蕴藏着的潜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工具劳动资料使用能力以及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时代价值和发展举措,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新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习近平对当代中国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只是知识谱系的转换,而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与创造。其内涵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文艺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在培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的精神沃土与根基;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文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科学构建了一种具有中国风格和凸显现代价值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谱系,继而从根本上促进和实现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式转换,展现为一种思想“合力”的力量,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一种完整系统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撑。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辨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观照“人”的行为,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于翻译研究的映射,是翻译活动的认识论,也是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该理论提出的“翻译内”与“翻译外”分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以及“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系统,既是对人与“文本”“社会”这两种“在世界之中”的不同存在方式的动态交互分析,也是对人与文本和人与社会双重建构翻译终本的译者行为动态分析。研究译者行为是将“人本性”归还翻译研究的哲学探索。

安乐死合法性的存在主义哲学辩护

安乐死根据执行方式可分为消极安乐死和积极安乐死,根据病人同意方式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存在主义的生命哲学精髓可概括为“存在的超越性和选择的价值性、死亡的自由性和生命的创造性”。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来审视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消极安乐死基于存在的超越性,让生命有尊严、自然地离开;积极安乐死基于选择的价值性,让生命走向本真的存在;自愿安乐死尊重死亡的自由性,让生命死得其时、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非自愿安乐死从反面论证了生命的创造性,让生命成就社会幸福、实现完美的谐和。

党的初心使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路——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考察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历史,就是持之以恒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初心使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探索的内在指引,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有机结合的精神内涵。就理论逻辑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内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中,不仅表征出人民至上、民族本位及理论创新的价值意蕴与思想特质,并通过基于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而形成的“革命话语”得以科学阐释。初心使命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活动的根本遵循,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进路,并成为通往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21世纪马克思主义释义

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的本质特征之一,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促进其本土化发展,并保持其生命活力。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创新成果、崭新阶段,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模版,体现了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在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秉承根植中国、胸怀天下的原则;面对“两个大局”的时代主题,发挥着解释世界、引领世界的重要作用。充分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含义,有助于更好地运用与发展该理论。

论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私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存在内在的背反,而公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存在内在的统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存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是市场竞争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和收入分配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了保持各种经济结构和比例在合理的范围动态匹配,依靠市场和微观企业自身的调节是滞后的、有限度的,就需要社会经济从整体出发进行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但是,企图通过政府的累进税制、最低工资标准、社会救济等措施的宏微观调控来避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及其趋势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以及长期宏观经济萧条的问题。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切实的理论基础、更全面的指导作用和更有效的政策建议,需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和理论体系进行创造性转换,替代传统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二分法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以从事生产的“厂商”为中心的统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其背景是中国哲学界实践哲学研究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实践概念受到高度重视。从一定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规律论的路径,一些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重视实践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财产的关系,重视实践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这个思路重视寻求社会实践的必然规律。另外一个是规范论的路径,一些研究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的规范意义和价值。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比如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规范及其基础如何理解,需要重视话语和商谈,重视文化对实践的规范意义。这个思路重视实践的规范维度。

贝克莱的困境与马克思主义对观念来源的破解

“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一命题具有二重性。从积极的、肯定性的意义来说,它标志贝克莱破解以洛克为代表的早期经验论哲学知识论之矛盾的开端;从消极的、否定性的意义来说,它产生了“自我中心困境”的新问题,无益于问题的彻底解决。出于摆脱困境的实用考虑,贝克莱转而求助于先验、神秘的上帝,将其视作观念的终极来源,由此背离经验论哲学的基本走向,向中世纪神学独断论复归。通过确立“人是物质世界演化的产物”“观念是人脑的产物”“观念的内容来源于物质世界”三个核心命题,传统唯物主义将观念的来源归之于经验的、可感的物质世界,初步超越了贝克莱哲学。但由于在物质与观念作用机制问题上存在含糊性,传统唯物主义对观念来源问题无法给出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在继承、发展传统唯物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被传统唯物论忽视的“实践”概念进行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改造,将之作为沟通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桥梁与中介,揭示了人的观念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认识论规律,从而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全面破解了观念来源之谜。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论述中提出的“人民史诗”“中国精神”“‘剧中人’和‘剧作者’”“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等时代感强、特色鲜明的文艺理论范畴,强调了以人民为本位并用史诗笔法去书写人民英雄,以中华民族培育发展起来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为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了文学创作现实性与理想性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崭新的、具有新时代品格的文艺理论范畴体系。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