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学生辈观老师辈:对“学衡”研究的思考

老师辈与学生辈的复杂关系,是“学衡”研究中一个值得讨论但却尚未充分厘清的基本问题。其起点在于将“学衡”研究从新文化主流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两军对垒”式的思路中解放出来,过渡到考察“多方互动”;在“多方互动”中看“学衡”诸人与其学生之关系。其重点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讯息落差”为何造成老师辈与学生辈在时代进程中渐行渐远;另一个是在笼罩性的革命年代里学生辈与老师辈如何双双嬗变。

“流派”的尴尬与颉颃——社群文化视阈中的“学衡”重估

"学衡派"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场域里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学衡"是现代中国文学史最早将现代文人自由思想、学术派别与政治党派相混淆模糊的群体。社群文化视阈强调的是,任何一个群体的存在首先置于人与事的文化关系中,非单一的身份和角色,更不是某某派别给定的。"学衡"现代中国的文学文化史观照,必须认真还原和厘清三组关系的脉络: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二元对立与现代"文人"自由思想;二,文化命脉的承传与现代"文人"立场的坚守;三,一个标榜"主义"的时代与现代"文人"聚散非主义情性。

两难处境与道德理想──对“学衡”派的认识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式开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先后聚集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面大旗之下，以咄咄逼人之势向以孔孟儒教为代表的“旧道德”和以中国传统...

“学衡”的准星——漫谈“学衡”派的文化观

翻翻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于吴宓及其《学衡》派的评价,恐怕最多的就是指责他们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其中最主要的罪状即是反对白话,主张保留文言。事实上,这种说法将《学衡》派等同于林纾等真正的复古派,而且将《学衡》诸人视为观点全部一致,也是片面的。别人不说,就是吴宓与梅光迪、陈寅恪之间,对于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意见也是不尽一致的。 1919年,陈寅恪、吴宓等还在哈佛留学,对国内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完全可以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不闻不问,闭门自读圣贤书就是。但出于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对渐趋衰落的传统文化的担忧,他们密切注视着大洋彼岸发生的一切,真诚希望我们悠久的文化能够在二十世纪重新焕发出光辉。不过,显然胡适、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让他们感到不满,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被潜行强行纳入政治轨道后所发生的变化令他们失望。自然,他们决非不爱国,对于当时不得不发生的一切,他们也能够理解。问题在于。

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与“洋务派”渊源探析

“学衡派”与“洋务派”的渊源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忽视。事实上,两派的渊源在多方面均有体现。从阅读经验与人际网络来看,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著作构成了“学衡派”阅读的重要文本,“学衡派”与“洋务派”后人及其门生故旧亦多有来往。在身份认同方面,“学衡派”继承了“洋务派”所代表的士大夫意识,由于社会角色的变化,其士大夫情怀往往融会在学术研究当中。在文化立场上,“洋务派”更为重视“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学衡派”则更强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呈现出从“伦理”到“道德”的转换。在文学主张上,两派均强调“文以载道”,推崇古典文学“,学衡派”尤为重视引介西方古典主义文学思想。总体而言,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转化,代表了近代思想演进的一条重要路向。

多元系统中的边缘系统——以“学衡”派翻译活动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衡"派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然而"学衡"派的翻译一直缺席于中国翻译史书写,处于翻译文学系统的边缘地位。从多元系统角度来看,"学衡"派的翻译从选材和语体选择两个方面都与主流译介趋势相抵牾,从而注定其被边缘化的命运。

被遮蔽的另面景观:“学衡”派翻译研究

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念对现代主义史学"宏大叙事"的批判入手,本文首先考察了当前各种有关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揭示出"学衡"派的翻译活动是一个长期被忽略与边缘化的部分。并进而勾勒出"学衡"派译介活动的基本轨迹和特点,呈现出"五四"翻译高潮的另面景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学衡"派翻译研究带给翻译文学史书写和当下翻译活动的现实启示。

释读吴宓的“学衡”之外——以《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为中心

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之研究既应在“学衡”之内,亦可能在“学衡”之外。1922年吴宓撰写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是代表“学衡”之外的一篇典型文字。此文因鲁迅在《“一是之学说”》中的激烈批评而为人熟知,但也因为鲁迅文章的高光性和笼罩性,其实又近乎“人人不知”。在认真释读《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全文的基础上,讨论此文所引起的,不限于鲁迅的各方反应和长程影响;吴宓在此文中显示的对新文化运动的了解程度和理解程度;以及吴宓和此文遭遇的时代“尴尬”等问题,以期在一个更大视野里理解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

“学衡派”与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潮

“学衡派”的西学知识思想资源是得自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具有明显的非政治化倾向和道德秩序法则。相对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而又具有反潮流倾向和反思性。

融化新知与诗学重诂——白话文学语境中“学衡派”英诗复译现象考察一例

本文以"学衡派"众诗人兼翻译家为个案,以一首诗的复译为例,探讨"学衡派"众译家在重写英语诗歌的过程中,如何受到各自的诗学观与接受文化中的文学规范等因素的制约而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进而形成迥异的译诗风格,同时还将在白话文学语境中来重新评估这种复译现象。

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视阈中的“学衡派”和保守主义思潮

本文就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视域中的"学衡派"和保守主义思潮的关联进行探讨,当前的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在对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和保守派的纷争的追述中,关注到胡适等激进派虽取得胜利而后撤,吴宓等"学衡派"虽失败却能坚持等重要文化现象。并通过纵横比较,指出胡适等人主要是人道主义者,而吴宓等人主要是人文主义者;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存续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民国时期"学衡派"的影响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具体论述中,指出了不同文化派别各自具有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

“学衡派”文化寻际的反思

"学衡派"的文化理路得自美国思想家、文学批评家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了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对于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批判具有一定的理性反思,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参与世界文化对话中,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但"学衡派"文化取向上的非政治化法则与过分注重道德规范的建设,使其在现实中仅辗转于理论层面的论证,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

吴芳吉研究80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杰出的“学衡派”诗人

吴芳吉的“白屋体”诗歌“以新内容注入旧格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诗歌形式,占有一席之地。

《学衡》创刊与出版始末

鉴于国内新旧文化争论的需要,一批以中国传统文化承担者自居的留美青年学人酝酿创办杂志,形成了《学衡》与“学衡派”的基本力量。他们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办了《学衡》杂志,打出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中华书局负责《学衡》的出版,在危难的时局中出版了79期,是中国民国出版史的“奇迹”。

学术研究的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评沈卫威近著《“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

近十数年来，文化保守主义成为学界研究与争议的热点。不同学者依据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生活的理解，对文化保守主义做出褒贬不一的评价：有的学者担心全球化浪潮会吞噬民族文化主体性，因此为文化保守主义大唱颂歌；有的学者坚守启蒙（或自由主义）立场，指责文化保守主义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声色俱厉地批判新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合流；有的学者坚守传统的唯物史观，批判文化保守主义者陷人了文化决定论的泥潭，过分夸大了观念的力量而忽视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有的学者则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折衷调和，认为“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的基础。”

“学衡派”的学术道德论

"学衡派"学人面对当时功利主义盛行的学风和教风,从职业与志业之辨入手提出了他们的学术道德论,主要包括求真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严密之训练、审慎之态度、现实之关怀、人情之讲求。其论虽有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和过分强调道德而忽视物质经济环境重要性的偏向,但作为对学术道德一般问题的理论探讨,其合理元素不言自明,对当今学术人格建构仍有重要启发,尤其独立、求真、健康、积极的学术人格建构格外可贵。我们应反对急功近利的摇摆性学术人格,培养自主性学术人格,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

“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理论宣传阵地,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学衡派”表现出的“新保守主义”,在接受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特征的同时,试图从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规范化上制衡文化激进主义、惟科学主义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的现代失范,尤其是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的沦丧或异化。

“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