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剧团”及重庆抗战儿童戏剧理论探究

1939年1月8日至1942年9月15日,"孩子剧团"在陪都重庆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孩子剧团"共演出300余场次,约45万人观看其演出。吴新稼、陈模、石凌鹤等人为"孩子剧团"的组织领导、宣传演出、儿童戏剧理论研究及重庆抗战儿童戏剧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孩子剧团"对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演出的空前繁荣及全国儿童戏剧创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奠定了其在戏剧史上的地位。

陶行知与“孩子剧团”

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曾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这些主张在"孩子剧团"的自我教育中得到体现。抗战期间,"孩子剧团"不仅是大后方一支重要的抗战宣传力量,也是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特邀团体,还是其山洞教育示范团成员。陶行知日常备忘录《衙备忘》对"孩子剧团"住址、演出信息、团员姓名、票款及"孩子剧团"参加生活教育社名单等记录详细。他还接收解散后的数名"孩子剧团"成员入读育才学校,充分体现出对"孩子剧团"的关心。

冯玉祥与“孩子剧团”研究

1939—1942年,"孩子剧团"在抗战大后方重庆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对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抗日宣传的一支重要文艺大军。"孩子剧团"的工作受到周恩来、郭沫若等革命领导人的高度关怀。其中,爱国将领冯玉祥曾观看"孩子剧团"演出,为其题词,在《抗战三日刊》发表诗歌《孩子团》,对其爱国行为给予高度肯定。

冯乃超与抗战时期的“孩子剧团”

冯乃超与"孩子剧团"相识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都是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从事抗战文艺的中坚力量。在抗战时期,冯乃超与"孩子剧团"关系密切,可以说是剧团的默默支持者和指导者。具体而言,冯乃超与"孩子剧团"的关系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第三厅成立后,冯乃超作为第三厅中共特支书记,兼管"孩子剧团"的党务工作,关心成员的生活与教育;二是第三厅改组、"皖南事变"发生后,冯乃超直接领导"孩子剧团",指导他们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并指挥剧团骨干进行战略转移。

冼星海与抗战时期“孩子剧团”的歌咏活动

抗战期间少年儿童抗日团体风起云涌,其中被誉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之一的“孩子剧团”宣传活动卓越,受到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等革命领导人和文化名人的关心,这其中就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孩子剧团”是抗战期间冼星海帮助最多的少年儿童抗日团体,他与“孩子剧团”的交集主要发生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他曾多次教授“孩子剧团”唱《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歌曲,指导“孩子剧团”参加演出和开展歌咏活动,还为“孩子剧团”团员走上艺术道路提供帮助等。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思想也影响助推了“孩子剧团”后期的发展壮大。

抗战时期茅盾与“孩子剧团”纪事

抗战期间,被誉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之一的“孩子剧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受到时任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及著名作家茅盾的关注。茅盾对儿童和儿童文学感情甚深,他尤其关心“孩子剧团”的发展,在武汉和重庆期间,他多次观看“孩子剧团”的演出,并深入剧团采访,撰写了《记“孩子剧团”》一文,称赞其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陶行知与孩子剧团

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曾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这些主张在“孩子剧团”的自我教育中得到体现。抗战期间,“孩子剧团”不仅是大后方一支重要的抗战宣传力量,也是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特邀团体,还是其山洞教育示范团成员。陶行知日常备忘录《衙备忘》对“孩子剧团”住址、演出信息、团员姓名、票款及“孩子剧团”参加生活教育社名单等记录详细。他还接收解散后的数名“孩子剧团”成员入读育才学校,充分体现出对“孩子剧团”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