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述祖——“刺宋案”唯一主谋

"宋案"是由多个情节次第演进而成的复杂案件,杀宋是最后一个环节。杀宋之意产生于袁世凯主导、赵秉钧参与的洪、应构陷"孙黄宋"计划失败之后,造意者为洪述祖。洪与赵关系并不融洽,因此他不可能将杀宋计划告赵,加之赵在宋被刺前多日已将"应密"电本交与洪掌管,故赵对洪、应图谋杀宋并不知情。洪、袁关系极为密切,洪曾试探袁是否同意"收拾"反对党一二人,被袁拒绝,洪遂转而以子虚乌有的"燬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诱使应杀宋。故洪实为"刺宋案"唯一主谋。袁虽与刺宋无直接关系,但由于案发对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极大冲击,一旦宋案其他情节再曝光于法庭,对其将更不利,故他明知洪为杀宋主谋,仍故纵其至青岛德国租界,明知赵与杀宋无关,仍竭力阻止其到沪自证清白,洪因此得以暂时逃脱严惩,赵则牺牲了个人声誉,成为袁的"挡箭牌"。

“革命”的负面化与民初政争形势的发展

长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自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运动虽有经历高低起伏,但"革命"本身作为一种信仰,已拥有当然的合法性。揆诸史实,情况远非如此简单。辛亥革命结束后,国人"革命"情绪急遽消退,由竞言"革命",转为讳言"革命",以至忧心"革命"再起。"革命"形象的迅速负面化源于国人对"革命"的认知,也与旧官僚及立宪派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而革命党人未能挺身为"革命"辩护,加速了"革命"信仰的失落。革命前后国人对"革命"态度的强烈反差,说明"革命"尚未成为国人的"集体信仰"。在"二次革命"中,革命派已不得不为"革命"辩护;而在护国运动中,护国军非但不敢大张旗鼓地亮出"第三次革命"的旗号,相反,竟然声言起事非革命,乃为反袁氏复辟帝制制造革命,即为"革革命"。这些都说明,当时国人眼中的"革命"更多地还是类似于传统的改朝换代,故被许多人视为"暴力"、"破坏"的代名词,民国成立,其合法性亦不复存在。

从“相见恨晚”到“两情分手”——黃兴与孙中山关系述论

黄兴和孙中山一样,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他们从1905年东京相识到1914年两情分手,其间共同合作达九年之久。在反封建斗争、争取民族独立、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一总目标,两人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斗争策略和进行方式上,诸如清廷推翻后推举袁世凯当总统、＂宋案＂真相查明后如何处理解决、＂二次革命＂失败原因及中华革命党的成立等问题上彼此意见严重分歧,终于从当初的＂相见恨晚＂到不得不＂两情分手＂。他们的矛盾分歧源于各自对当时中国国情的不同理解,折射了中国近代政党政治运作存在的缺失,民主革命政治理论的不成熟。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艰巨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