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实录”与主体性的消泯:丁玲陕北后期写作的发生学考察

随着延安整风运动后思想转变的发生,陕北后期的丁玲将文学创造的主体性作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之表现,作了自觉的清算和弃置。主体性的消泯,导致其此期写作步入误区:在材料积累上,她采用有意获取的方法,努力拓展了材料范围;但由于材料与内心体验之间联系的阙如和阻隔,消泯了其艺术发现的可能;这一"创造性的劳动"的缺失,使之在"实录"中呈现出了肤浅与平面化的客观主义倾向。这是她在理念上清算写作中"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必然结果。

“实录”与“宣汉”:汉代史学思潮的两种取向

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历代史家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为了推进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求真"与"致用"问题的思考,以期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我们邀请了六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见解。许殿才认为,"求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根本要求,而"致用"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要动机,二者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汪高鑫认为,汉代史学"求真"与"致用"的思想倾向不尽相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与班固的"宣汉"意识,便是代表了汉代史学思潮的两种取向。李传印认为,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经世致用呈现出了重视人生价值、资政鉴戒和社会教化的特点,然而政治对史学的过分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曲笔泛滥。牛润珍认为,从唐初贞观君臣论政来看,史鉴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真、史鉴、致用是一个有机的联系。罗炳良认为,宋元义理史学有讲究"求真"的一面,能够适当处理议论褒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注意把握"致用"与"求真"的相互制衡维度。周文玖认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学者们立场鲜明地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力反明末的空疏学风,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以上刊出他们的具体论述,期望学界参与讨论。

从《史记·李将军列传》看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史记》因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被称为"实录",其中的每一篇章都蕴含了作者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在《史记》记载的众多人物中,李广是太史公钟爱的人物之一,但即使是这样,太史公仍旧能够秉笔直书。他通过选取李广一生中的典型事件,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客观、立体、丰满的李将军形象,并将个人情感与实录精神巧妙地融合,著成了《李将军列传》这一不朽的篇章。

“数奇”笔法,“实录”精神——以《史记·李将军列传》为例

结合《史记·李将军列传》思想内容,探讨"数奇"笔法:一是选材典型,剪裁得当;二是对比手法,突出烘托;三是融入情感,寓论于史。在"数奇"笔法运用的同时,其难能可贵的是"实录"精神,可堪写作信史之典范。

清代《史记》阐释中“实录”文学意义的转换

"实录"是历代以来对《史记》史学意义上最重要的概括。清代研究者发挥了历代对《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史学认知,认为《史记》以人传事的叙述模式,要达到"实录"的目的,必然要对人物做到生动、传神的"摹写""摹画",进行艺术化处理。清人把《史记》人物摹写的栩栩如生,生动传神,每个人物都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称之为"实录"。这些认识扩展了对"实录"的探索,丰富发展了"实录"的内涵,准确深入地把握了《史记》写人的艺术特色。

中国古代“实录”曲史观辨析

“实录”曲史观标榜以曲为史,崇尚据史实录。“实录”曲史观虽重史据,但和“实录”史著观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实录”史著观要求的是历史事实的客观真实,“实录”曲史观要求的是历史真实性的逻辑真实,即使“实录”型历史剧也无法避免虚构和想像。“实录”曲史观严肃地对待历史和戏曲创作,避免了“传奇化”的胡编乱造,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白鹿原》的“实录”特色

《白鹿原》作为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它继承了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具有浓郁的"实录"特色,这种实录特色体现在它的叙事方式上,作者即为叙述者,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叙事,主要采用顺叙的记叙方式,展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陕西关中乡村的历史变迁。这种"实录"方式也写尽了男权意识对女性命运的主宰。

直欲振衣千仞上,凭高一啸众山青——龚植及其《如愚别馆诗存》

菽庄十八子之——龚植,诗人、书画家、金石家,在民国时期以诗、书、画、印四绝著称。其擅长工笔花卉,尤以画菊为最,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工笔新写意”的独特风格。民国时期,龚植活跃于两岸诗坛与画坛,曾多次往来于闽、台两地,为中国台湾工笔花卉与碑派书法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历代史家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为了推进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求真"与"致用"问题的思考,以期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我们邀请了六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见解。许殿才认为,"求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根本要求,而"致用"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要动机,二者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汪高鑫认为,汉代史学"求真"与"致用"的思想倾向不尽相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与班固的"宣汉"意识,便是代表了汉代史学思潮的两种取向。李传印认为,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经世致用呈现出了重视人生价值、资政鉴戒和社会教化的特点,然而政治对史学的过分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曲笔泛滥。牛润珍认为,从唐初贞观君臣论政来看,史鉴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真、史鉴、致用是一个有机的联系。罗炳良认为,宋元义理史学有讲究"求真"的一面,能够适当处理议论褒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注意把握"致用"与"求真"的相互制衡维度。周文玖认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学者们立场鲜明地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力反明末的空疏学风,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以上刊出他们的具体论述,期望学界参与讨论。

扬雄评司马迁之意义

扬雄作为汉代思想家,他对司马迁评价甚高,将其与孔子相提并论,但他并非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扬雄评价司马迁的意义在于:其一,扬雄标举司马迁在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实际上是公认其在史学的独立性,将史学与儒学并列起来;其二,他评司马迁"爱奇"、"多知"而"杂",首先是抓史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批评的标尺,在传统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也反映了司马迁史学的丰富性及其思想的特异性;其三,他评司马迁《史记》"实录",注意史学之记事行文的最基本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仅以"实录"而称"良史之才"失之片面,应当加上史学思想;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好,才可谓"良史之才"。扬雄的看法与评论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杨慎对杜诗“诗史说”的批判及其批评史意义

宋代以来兴起的杜诗“诗史说”,强化诗歌的“实录”精神与对现实政治的干预,淡化了诗歌自身文体特征。杨慎对杜诗“诗史说”的批判,其核心是强调诗歌的抒情特征,维护诗歌体制的纯净,是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重要表现,在宋明理学的文化背景下尤其具有独特的文体学意义。

周素园及其散文论略

周素园是贵州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巨擘,其成长道路与青年时期的启蒙老师葛明远(子惠)及其家族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周素园的散文客观记录了当时黔西北、贵州乃至全国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真实地地反映了一个出生于封建末世、成长于现代贵州的进步知识分子高扬人生理想、接受新思潮洗礼、目睹旧中国的积贫积弱、苦闷彷徨的人生探索,直至坚定不移地投身人民革命的奋斗历程。周素园散文喜用"实录"笔法,时代烙印鲜明;议论精警,情感充沛,叙述生动;风格多样,文采卓然。

“整齐世传”:司马迁对史料的剪裁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司马迁在参阅大量古文献典籍资料与口述资料等史料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剪裁、镕铸、提炼加工而成。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在注释和评论《史记》的过程中,对于《史记》与其原始材料的关系做过诸多研究和探讨。2009年,北大汉简《赵正书》的出现及其在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载上与《史记》有较大差异而引起了轩然大波。文章结合《赵正书》与《史记》在相关历史事件记载上的对比,考察司马迁对旧史料的“整齐”情况,从而更为客观地看待与理解其“实录”精神。

史才·诗笔·议论——《红楼梦》文备众体的特点

"实录"精神、典型化原则、春秋笔法、史传手法显示了曹雪芹的良史之才;渗透在意境营造、人物刻画、环境描写等环节中浓郁的诗意,使《红楼梦》堪称诗化小说;精辟、独到的议论反映了作者的创作理念,展现了人物个性,揭示了作品丰富的思想内涵,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构成了《红楼梦》文备众体的特点。

论《红楼梦》为自传的不可能

介绍了郭豫适在《红楼研究小史稿》和《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中对"自传派"观点的批评。以《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中记载的清代的律令,对照《红楼梦》所写有关故事,认为小说所写不可能是如"自传派"所说的"实录"。

郭象的一些“历史”问题

郭象《庄子注》与向秀《庄子注》之间的关系,学界普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者为"窃以为己注",另一者为"述而广之"。我们所能追溯的历史材料——《晋书》,对上述两种观点都分别予以了记载,这使得读者无从分辨。事实上,流传于世的现代《庄子》本,是依据郭象《庄子注》所勘定,郭象《庄子注》在学术上有其一定的地位。因此,历史上关于郭象《庄子注》的"真伪"问题,直接关乎对《庄子》思想的研究。通过考据,若能判明、澄清郭象《庄子注》"真伪"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试论《世说新语》对史传模式的继承与突破

魏晋时代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小说演进时期的代表作。小说深受史传文学模式的影响,继承了史传模式中“实录”精神和“互文见义法”写作技巧;同时,小说又从艺术虚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和注重细节表现几方面,对史传文学写作模式进行创新与突破,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司马迁《史记》著录人物的标准

《史记》在汉代已被誉为“实录”，班固言：“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海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当然，作为《史记》主要组成部分的本纪、世家、列传首先体现着司马迁的“实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