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司法化”的路径——对“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案”的再思考

随着法院一纸判决，“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案”暂时告一段落。法院判决被告芜湖市人事局在2003年安徽省国家公务员招录过程中做出取消原告张先著进入考核程序资格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依照法律规定．该行政行为应予撤销．判决被告芜湖市人事局承担诉讼费100元。但是法庭同时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录用至相应职位等其他诉讼请求。本案结案迄今已有一年之久。一段时间众所纷说的舆论也渐渐平息。笔者作为一个法科学生．当时也曾义愤填膺，也在网络上发帖“灌水”表示对张先著先生的声援。可是一年以后冷静的再来重新审视这个案例。却有了许多更加理性的思考。又恰逢中国著名的宪法学家张千帆先生来法学院做讲座也多次提及该案．笔者正觉得应该针对这个问题再写一些什么了。

宪法适用如何走出“司法化”的歧路

对于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援引宪法应根据不同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人民法院对宪法做遵守性援用或说理式援引能促进宪法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宜循宪定或法定程序矫正"宪法司法化"现象显露的偏颇。须提升法官宪法素养以消除形成"宪法司法化"现象的主观隐患。可考虑从改善组成人员专业结构入手增强国家机关的宪法辨识能力。"发展是硬道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进一步强化宪法立法适用,适时启动或激活宪法监督适用机制,解释宪法。只要宪法监督适用机制日益行之有效,"宪法司法化"一定会逐渐消解于无形。

宪法实践与实践宪法——我国宪法司法解释的现实基础

“8.13批复”①所引发的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已成为宪法学者甚至整个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而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有权解释宪法无疑是争议的焦点所在。从我国宪法解释的现状看,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宪法和法律过程中对宪法进行个案和附带性质的解释已是一个客观现象,所以,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宪法需不需要、应不应该司法解释,而是如何立足于当下国情规范进行。只有将其存在的合理性上升为合法性(合宪性),才能充分实现其应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且,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宪法司法解释无疑真正符合宪政的逻辑进路:从范例到惯例的过程。

错位与暗合——试论我国当下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四种思维倾向

宪法与民法之间本应保持一种具有适度张力的相倚关系,但在当下我国的现实语境之中,尤其是在近年所谓“宪法司法化”的进程中,曾出现了可谓“泛宪法思维”、“超民法思维”以及“脱宪法思维”等三种彼此不同、却又互相纠葛的错位倾向。其中,前二者曾以混在的结构,在2001年的“齐玉苓案”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而后者则可从2006年的“河南地域歧视案”中窥之一斑;至于刻下《物权法草案》中所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可谓“泛民法思维”倾向,也恰好与“脱宪法思维”倾向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契合;凡此种种法律思维上的错位与暗合,已然在我国当下云诡波谲的时代背景中形成了一副有关宪法与民法之间关系的混乱图景,有待于澄清。

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

碍于宪法的基本架构,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绝无可能。但法官作为受宪法约束的公权力主体,基于其宪法义务,有在具体案件中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必要。合宪性解释并非宪法解释,而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而且,合宪性解释已经从最初的法律解释方法转化成了法官的宪法义务。在部门法的研究中已经有在司法中进行合宪性解释的主张与尝试。合宪性解释可以在法律解释的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以及法外续造中应用。

合宪性审查在中国的四十年

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确立经历了宪法监督、备案审查、"宪法司法化""违宪审查"等尝试或探索的过程,其中,"宪法司法化"(至少目前)已经被否定,其他具体机制得到了宪法或法律的确认。也就是说,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宪法监督的整体的开放性框架下,中国建立了一种融宪法监督、备案审查、"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于一体的复合式宪法监督制度体系。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不是一个理性的构造过程,主要是一个经验的积累过程。执政党政治资源的转换催生了合宪性审查制度,但合宪性审查制度不是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终极形态。

受教育权若干问题研究

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虽然有关这方面的立法已为数不少 ,但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受教育权纠纷表明 ,受教育权的法学理论研究仍然滞后于实践的需要。本文对受教育权领域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

“基本权利与私法”在中国

“基本权利与私法”议题在我国的发展以齐玉苓案为关键节点,但相关研究是以两条线索为背景的。其一,“私法宪法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这为中国学界提供了知识资源与参照素材;其二,1980年代以来对宪法司法适用的认识和探索。其中“宪法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和“宪法需要由人民实施”等观念可能直接影响了齐玉苓案批复的作出。以齐玉苓案、“宪法司法化”、民法典编纂等议题为焦点,学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对基本权利进入私法的方式与范围进行了探讨。学者还对该领域内的具体问题展开了研究,包括基本权利如何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以及人格权、平等权、言论自由、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等各项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等。在新时代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基本权利与私法”在实践和学理上,仍然是颇具潜力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