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德性”与“道问学”——朱熹和陆九渊教育观的碰撞

朱熹和陆九渊虽同为我国历史上的理学大师,但两人却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理学理论。朱熹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而陆九渊则更重视"尊德性"。这种理论上的异同性在二人的教育观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一方面,不论是在教育本体论、教育方法还是德育观上,两人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二人在教育理想和为学手段上又有着共通之处。

由“尊德性”而“道问学”——清初孟学研究的方法论转型

"尊德性"、"道问学"的讨论关涉传统学术的方法论和目的论,有清一代"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折射出传统学术在宋明理学与清学之间的转轨。清初孟学研究中诸如博约论、心性与问学等问题无不曲折回应了学界"尊德性"、"道问学"的争论,成为探究清初学风转折的重要路径。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清初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推身移步隐含了清代学风的新走向,同时在方法论和目的论上影响着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

尊德性而道问学:21世纪医学教育的价值走向

分析了高等医学教育存在着的“重授技轻育德”问题 ,探讨了其产生的原因 ,论述了医学教育应坚持“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必要性 ,并提出“尊德性而道问学”就是 2

论戴震“心之明”的内涵与特色

清儒戴震素以批判宋明理学而著称于世,他以“反理学”的姿态痛责理学“以理杀人”,对清代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字义疏证》三分之一的内容皆在探讨“理”,从根本上动摇了宋明理学立论根基,戴震“理学”或“新理学”由此为世人公知。实际上,戴震“心学”,在戴震哲学中与“理学”并驾齐驱,甚至可能更具核心地位,代表戴氏哲学创建的新方向。戴震论“心”,强调“心”的理性判断功能与人伦实践特征。基于对“心”的独特理解,戴震提出了“心之明”的概念。“心之明”是“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的理想境界,它以“问学”为实现途径,以“德性”为理论底色,实现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理想化结合。

“效”与“觉”:魏源对朱熹“生知”的“接着讲”

朱熹与魏源都重视“生知”的命题。朱子的“生知”是在处理“致知”与“尽心”之间的矛盾时提出的,认为具有“生知”资质的人“尽心”后方能成为“圣人”。魏源则从知识分类的角度进行论述,将知识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尊德性”的知识需要自“觉”,“道问学”的知识需要“效”他,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有自“觉”的资质,此即魏源的“生知”。魏源对“生知”的诠释是对朱子的“接着讲”。

论黄宗羲的文学问题——以甬上讲学活动为中心

在康熙六年后进行甬上讲学活动过程中,文学逐渐成为黄宗羲关注的重要对象。这其中有诸多的社会政治因素,而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变化对我们认识其学术活动及文学思想的实质至关重要。黄宗羲对文学的基本看法与其在甬上开创的新学风紧密关联。经由甬上讲学而展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实践活动是时代和儒家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朱陆之争看清代前期理学走势

朱陆之争不仅反映了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而且推动了理学自身的演进,可以作为解读清代前期理学走势的一条主线。朱陆之争在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影响和推动了清代前期理学的演进。在学术层面,将理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使"道问学"成为清代理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在政治层面,对王学的政治伦理批判深刻影响了清朝意识形态的确立。清代前期是理学继续发展的时期,理学主要围绕关于朱陆异同问题的考证向着"道问学"方向发展。

“科哲关系”与“科玄论战”——学术史的分析视角

科学在文艺复兴以后逐渐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独立意味着科学将原属其母体即哲学的部分知识领地据为己有,这种渊源和发展态势,决定了"科哲"之间的关系难免纠缠和对立。中国学术史上,经典思想家对达道路径所作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区分,在演化过程中,逐渐获得了类似西方对知识领地进行"科学"与"哲学"分割的学术特征。在晚清的西学东渐中,由"道问学"推延而来的考据学与科学结了缘,而与"尊德性"旨趣相通的理学(或心学)则与哲学挂上了钩。"科哲关系"不仅是"科玄论战"打响的学术背景,也是论辩各方刻意诠释的对象。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思想界的震动,使传统的学术话题带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但论战的学术品格和思想特征则依然与"科哲关系"史的影响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