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史小说叙事策略研究

现代历史小说以现代艺术模式呈现历史文本,使其具有现代独特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规范。对非理性思维领域的延伸是现代历史小说自由文学表现力的一个层面,也是在历史小说领域建构现代价值体系的探索。现代历史小说家对史实进行艺术化处理,发掘出历史小说在现代独特的艺术美感。自由的文学表现力说明文学性回归历史话语领域,增强了现代历史小说文学地位的独立性,也对中国新文学呼唤“人”的全面解放做了有力的回应。

声音的“性灵”——探微迟子建小说中声音的“唤醒功能”

迟子建在长达四十年的小说创作中,从《北极村童话》到《碾压甲骨的车轮》,持续采用声音作为叙事的元素。迟子建以细腻的笔触捕捉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各种声音,勾勒出自然、民间与历史的面貌。这不仅有助于小说营构诗意氛围、意象与主题意蕴,而且包孕着作家对外在世界独特的感觉结构。声音承载个人、家族与民族的“记忆”,抵达读者内心的深处,引起读者的共鸣。

“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文化强国”背景下的网络历史小说及其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网络文学作为新型民间文学,是民众生活、思想和情感的自发流露,具有大众性、宣泄性、平等性、狂欢性等特点。通过对网络文学发展30年来的网络历史小说研究,从网络历史小说的传统文化具象呈现、传统文化精神滋养两个方面入手,分析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中的价值所在。

明代中晚期民间饮茶习俗及其社会功能的探究——以明代小说戏曲材料为中心

明代广泛的饮茶行为在明代民间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茶习俗,这些民间饮茶习俗罕有系统的记载,零散见于不同的文献。而明代中晚期的通俗小说戏曲发展蓬勃,这些文学作品生动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日常生活状态,通过整理分析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茶事活动,系统展示明代中晚期民间饮茶之习俗,探索当时饮茶习俗的社会功能。

神性的祛魅:施蛰存历史小说的讽刺艺术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创作的《鸠摩罗什》《石秀》等6篇历史小说,以小说改写历史故事,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独辟蹊径深入历史人物内心深处,挖掘人物潜意识状态,窥探人性深处,袒露一个个为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作者用比喻、夸张、对比、象征等手法,在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塑造中,揭示“神性”与“人性”、“理性”与“本能”等矛盾,将历史故事中的“神”还原为人,将被历史神化的人物脱圣入俗,对女性角色的描写突破了“传统”的束缚,关注以“事实”和“表现”的对照、呈现人性与文明的对立冲突,以及对神性的虚伪和表里不一的嘲讽。这种在鲜明对比中的辛辣讽刺,不仅显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对被封建观念压迫的人性解放的呐喊,也拓宽了文学表达的途径,更为历史故事赋予了新的生命和表现力。

根植地域历史的现实书写——青海小说创作五年(2019—2023)观察

青海小说创作在过去的五年中呈现出稳步发展、佳作频出的姿态。本文通过具体作家作品梳理,分析近五年青海小说创作基本流脉,作家们以饱满的文学创作热情,对民族文化、地域历史进行发掘重述,以此寻找祖辈足迹和当下传承;反身关照自我,发掘文学内在的精神思辨与神性表达或聚焦现实表现新青海人在扶贫攻坚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细致刻画身处其中的人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体验和时代选择。

作为历史幻想小说的《本巴》

本文对刘亮程的作品《本巴》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历史幻想小说”的概念以定义其独特的文体形态。刘亮程借用了《江格尔》的史诗背景,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虚构,将本巴国和拉玛国的故事演绎得如梦如幻,挑战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形态。文章详细讨论了《本巴》中搬家、捉迷藏、做梦等游戏的象征意义,以及其处理时间和空间的创新手法,阐明了这些游戏和虚构表现了刘亮程对和平与幸福生活的哲学思考。通过梳理作品的哲学内涵和叙事策略,本文认为《本巴》不仅对历史虚构进行了大胆探索,还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七年”小说中的历史镜像与修辞策略

作为历史记忆的一种传播媒介,文学对于历史的形塑充满主观性和想象性,因而历史的文学镜像与其本像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这与作家采取的修辞策略密切相关。“十七年”小说中的历史镜像主要使用了四种修辞策略:一是正义化的修辞,作家借助原始正义的伦理诉求,赋予了复仇必然性和正当性;二是仪式化的修辞,作家将斗争看作成长与成熟的关键元素,攻击和受刑是英雄走向成长必经的仪式;三是传奇化的修辞,作家把武力视为英雄必备的杀敌技能,并且对其进行了浪漫传奇的想象与渲染;四是史诗化的修辞,作家对集体战斗进行了史诗化处理,将战场的牺牲都转化成胜利的光辉印记。

基于访问序列的历史街区功能组合模式研究——以哈尔滨中央大街为例

移动定位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它们在城市空间研究中的大量实践与应用,为空间研究的量化计算提供了可能。历史街区反映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其活化利用对城市发展与历史资源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大量研究已经证明街区功能植入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对其的功能访问可以揭示人在空间中的活动规律,更好地探讨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文章以哈尔滨中央大街历史街区为例,基于行为轨迹数据识别行为序列,采用Apriori算法,从空间访问序列和功能访问序列两个方面进行关联规则的计算与挖掘,进而探讨街区的功能组合模式。研究发现:①基于访问序列的关联规则挖掘,可以从行为主体视角挖掘人与空间的互动模式,对功能组合模式进行探究;②在一级功能访问序列中,餐饮类与购物类的组合模式访问概率最大,对其他功能的具有带动作用;③在二级功能访问序列中,组合模式大多为历史文化遗迹、购物中心、饮品店和住宿服务之间的相互组合,其中饮品店、购物中心的访问概率最大,且与其他功能进行组合的稳定性强;④街区的历史文化遗存、空间本底环境会促进其他功能空间的使用。文章所提及的街区功能访问组合模式的计算方法对研究其他空间关联问题同样适用。

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看中国畅销小说“走出去”战略——以《狼图腾》英译本为例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关注文本外因素,而非仅文本内因素。畅销小说的翻译除了考虑自身语言特征和主题内容之外,同样需要考虑诸多文本外因素,如译文的期望功能、目标受众需求和阅读习惯、发起人和出版商的要求等,从而让畅销小说成功走出国门并获取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该文通过梳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发展历程和畅销小说译介的影响因素,以英文版《狼图腾》为例进行深入剖析,得出功能主义适用于指导畅销小说翻译的结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不仅可以丰富中国畅销小说翻译方法的选择,促进畅销小说的对外译介,还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历史功能论视阈下武术套路的演变与展望

为使武术套路能够摆脱争议走出困境,运用历史功能论剖析武术功能的转变和在武术套路演变中的体现,并提出发展展望。研究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武术套路的演变可分为萌生期、繁荣期与转型期,其在宋朝萌生时便带有表演娱乐功能,但技击性远胜于表演性,到明清时期,武术套路在技术上与内容上均得到极大丰富,清末之后,武术退出战场,其技击性随之骤降,从民国开始不断转型,直至今天呈现出表演性远大于技击性的特征;未来武术套路的发展应当在套路中加入更多技击攻防组合的展演以体现中华文化的哲思与智慧,使武术套路能够更好地体现助力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功能和伟大使命。

司各特历史小说在近代中国的经典化与意识形态形塑

晚清到民国,司各特历史小说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与意识形态的变迁密切相关,二者在特定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相得益彰。司各特历史小说在中国的传播既是近代文学通往现代文学的一座“桥梁”,也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但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横亘在中西文化之间的“藩篱”,对司各特所描绘的共同体文化记忆形成了遮蔽和重构。司各特历史小说的汉译若要保持活力,急需积极调整翻译策略,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再现文化记忆。目前,迫切需要在建立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文明互鉴,因此探讨司各特历史小说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对于当今时代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历史、功能和制度: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维度——基于政治社会学视域的理论阐释和理解进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和国家治理的核心命题和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源于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又是基于中华各民族原生性特征、工具性特征和建构性互动而产生。由此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囊括了历史、功能和制度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蕴含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命运关系、相互依赖关系和制度性互动关系。因此,维系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命运关系、相互依赖关系和制度性互动关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选择的重要依据。

明代历史小说结构的伦理阐释

明代历史小说的结构可以从3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外在表现上的编年式结构和纪传式结构,二是内在理路上的线性结构和网状结构,三是深层逻辑上的二元对立和同类相应。这3个方面的结构都有其伦理意蕴。编年式结构通过时间更替、王朝更迭显示历史沧桑感,纪传式结构通过三段论、按类分卷、版块对照、设局解密等方式,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以人物为线索的糖葫芦式单线结构、以事件为线索的串珠式单线结构、多线并行的复线结构、牵一发动全身的网状结构,都与小说的伦理说教宗旨有关;二元对立主要表现为忠奸对立的伦理冲突,同类相应主要表现为善恶有报的伦理归宿。

接受者的伦理处境和小说评点形式的运用——以明代历史小说为例

古代小说接受主要表现为评点,评点形式的运用与接受者的伦理处境有关。以明代历史小说为例,商人伦理和商业伦理的形成,让一些文人乐意成为书坊主,评点成为书坊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同时,部分士人形成小说可“补史”和“文无愧于史”的观念,进而加入到评点队伍之中,提高了小说评点的水准。书坊主和士人在中晚明社会的伦理处境中展开合作,让评点成为明代历史小说的一大亮点。

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研究

新世纪的中国乡村与乡土小说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容量,乡村与乡土小说的历史化也成为可能。乡土小说历史叙事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乡土小说历史叙事的主体性建构问题。在农民作为叙事主体之外,新世纪乡土小说不断进行以土地和乡村作为历史叙事主体的文学尝试,以期进入“乡村本体”书写的根性问题。二是乡土小说历史叙事的“农民性”问题。新世纪乡土作家如何在对“农民性”理解的基础上,创作出“作为”农民、写农民、为农民的乡土小说。三是坚持批判性历史意识或纪念碑式历史意识的文学历史叙事,发现乡村历史叙事的两条线索。只有将中国乡村置于历史的维度进行思考,才能发现当下乡村的现代性问题,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资源。

历史记忆叙事研究的新收获——论《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的学术价值

《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记忆切入新时期小说,不仅突出了历史记忆叙事的独特性与重要性,还为解读新时期小说提供了全新的面向与维度。本书从发生学和变迁史的角度,整体爬梳了新时期40余年来小说中的历史记忆,从文化视域考察中国当代作家历史记忆叙事的特点和价值,也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下洞见了中国作家历史记忆叙事的特征与缺憾。本文从“历史记忆书写的重要性”、“解读历史记忆小说的多重维度”和“世界文学视域中的中国历史记忆叙事”三方面展开,论析了本书在历史记忆叙事研究领域中的新收获。

晚清乌托邦小说对历史与未来的思考——以《新小说》与《月月小说》为例

目的:作为晚清报刊重地的《新小说》与《月月小说》汇聚了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借文学创作探讨建构崭新的国族想象、激励文化身份认同,其中晚清乌托邦小说成为晚清时人实践自身理想的阵地。因而文章以《新小说》与《月月小说》作家群的乌托邦小说作为参照对象,从另一角度思考晚清时人如何处理严峻的时空危机。方法: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与对照法,结合历史背景勾勒出潜藏于文本之下的不同作家群体的思想转变。结果:《新小说》作家群利用历史与政治小说为宣扬自身乌托邦思想开辟了道路,虽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第一次超越了时间间隔,将“未来”置于中国人的视野之中,却无法弥合“现在”与“未来”的历史裂缝。《月月小说》作家群创造出的乌托邦同样是未完成的,但与《新小说》的作家相比,他们试图真正迈出前进的一步,寻找一切可利用的经验去构筑“新中国”。而作为两份报刊的衔接人物——吴趼人尝试构建出真正的“理想国”,但这份努力始终萦绕着困惑与迷离,他无法进一步想象未来的不同方向,以及进化过程本身的各种变数。结论:虽然《新小说》与《月月小说》作家群将乌托邦小说作为改革利器与“未来”试验蓝图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但他们的尝试与求索开启了五四石破天惊的光明神话。

在“历史化”与“中国立场”中探寻文学演进的规律——论陈平原的小说史学研究与学者的主体意识

当下,自主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要求学界在对古今中西的既有成果检视反思的基础上,能够取其精华并推陈出新。对此,陈平原的小说史学研究提供了可供检视的范例。在鲜明的总体性视野下,相关研究强调动态历史演进的问题意识;总结和探寻文学发展的规律是出于注重时代与社会语境的“历史化”的方法论原则;在通晓西方理论和研究状况的同时,坚持“中国立场”即立足本土社会与文化语境下的自主性;而对“趣味”的强调则是在强调文学本位之外,坚持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学术史的研究既具有深刻的专业根基,又具有知识实践的总体性视野和主体意识,对于当下探索建立自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