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一词在小说中——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节选）

下面我谈“关系”这个词对小说的意义。当我们被问及小说是什么?可以有很多种回答。比方：

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小说家讲坛”的构想 ,源于我和林建法 2 0 0 1年 8月大连聚会时的讨论 ,并很快得到了许多作家、学者的赞成与响应。这一活动将由两部分组成 :在苏州大学设立“小说家讲坛”,同时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小说家讲坛”的专栏。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这个讲坛上演讲的小说家堪称是杰出的甚至伟大的作家。关于“杰出”或“伟大”的提法 ,或许暂时不为一些人接受 ,但我们相信以后的文学史会作这样的叙述。熟悉百年中国和世界文学文学史的人都知道 ,在这二十年当中 ,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 ;但我们常常由于莫名其妙的思想与心理作用 ,不敢或者不想做这样的表述。我以为这是最糟糕的失语。建立起一个凸现作家主体而又易于与学者、批评家、文学读者沟通的充满活力的“文学现场”,是“小说家讲坛”的又一企图。在这样一个文学现场 ,作家的言说是自由的朴素的 ,读者的置疑也是自由与朴素的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对话。我们所期待的当代文学批评不作知识的考古 ,具有现场感的听众(包括批评家 )的置疑和作家的回应 ,将淘汰文学研究中的伪问题 ,筛选出真正的关系到当代文学发展的问题 ,进而形成一些值得研究的命题。多少年来 。

我心目中的小说—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尽管批评家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批评尺度 ,但是 ,即使是偏颇的批评也会影响着文学的秩序 ,这种秩序有时是短暂的 ,但它却是一个时期文学的“排行榜”,秩序安排着作家的位置。然而 ,秩序是变动不居的 ,且不说“重写文学史”是在“颠覆”往昔的文学秩序 ,甚至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也会对某种秩序提出质疑。譬如说 ,有了莫言的《红高粱》就不能不重新审视“红色经典”,有了张炜的《古船》就不能不重新打量一批反映“土改”的作品。说到这一期“小说家讲坛”的主讲尤凤伟 ,类似的问题就出现了。应当坦率地说 ,在近二十年的文学秩序中 ,尤凤伟通常是被置于边缘的位置的 ,他的《中国一九五七》的发表 ,迫使人们重新认识尤凤伟。其实 ,尤凤伟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品格早就出现在《石门夜话》等一系列作品尽管批评家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批评尺度 ,但是 ,即使是偏颇的批评也会影响着文学的秩序 ,这种秩序有时是短暂的 ,但它却是一个时期文学的“排行榜”,秩序安排着作家的位置。然而 ,秩序是变动不居的 ,且不说“重写文学史”是在“颠覆”往昔的文学秩序 ,甚至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也会对某种秩序提出质疑。譬如说 ,有了莫言的《红高粱》就不能不重新审视“红色经典”,有了张炜的《古船》就不能不重新打量一批反映“土?

世界与你的角落──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内敛性可能是张炜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曾不止一次地表明 ,在文学长廊中绝大多数的优秀小说都有内敛的品质 ,并明确声明自己将把内敛性作为自己文学风格的一种追求。其实 ,这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 ,而更多是由一个写作者的心态所决定的。在张炜看来 ,文学作品的坚韧、拙讷和沉着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引而不发的较大张力 ,与那种惟恐读者不注意、聒噪、追求夸张的作品相比 ,前者对作者无疑有着更强的吸引力。在这里其实也有着这位山东作家的理想模式与人生哲学。当他从偏远的海边农舍融入到五光十色、色彩斑斓的现代工商社会中时 ,他陡然发现当代文学的精神重心已经偏移。追求粗鄙、裸露和发泄 ,绝望和无聊 ,千篇一律的油滑 ,失去善良的嘲讽 ,俨然已经成为当今文学的一种时尚。他坚定地认为 ,一个民族能否在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中回避不测 ,极为重要的条件就是民族的文化自觉。一个民族如果能够巩固自我的道德伦理优势 ,培植和强化自己的个性 ,就会成为现代狂涛中不沉的岛屿。面对汹涌的狂涛 ,面对自己理想中的岛屿 ,由于张炜特定的内在气质与文化修养 ,他没有选择大胆的、直露的表述方式 ,而是把自己设想成一位独自在海边徘徊的哈姆雷特式的智者。在海边 ,在一条河的旁边 ,在葡萄园里 ,他彳亍?

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主持人的话:记得《花腔》出版不久,在沪上的研讨会结束时,李洱只说了一句“谢谢大家!”颇出乎我们的预料。此后,我们曾在京相遇,李洱的学识、视野和健谈给我们印象很深。李洱是他们这一代作家中博览群书而又能有所贯通的一位,他的思考与写作始终散发着知识分子的独特气质。李洱的《导师死了》、《午后的诗学》等对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书写,在今天看来,只是他关于知识分子历史书写的一部分。李洱一直在读“知识分子”这本历史书,而且读出了“疼痛”来。在“历史”之中,知识分子与“革命”和“后革命”的关系,永远纠缠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因为它关涉“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李洱用“诗学”的方法考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别是“革命史”,《花腔》因此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及语言,都显示了李洱写作的智慧。新文学以来,可以与“知识分子”并列的文学“主人公”,应该是“农民”,而非其他什么阶层、阶级,所以,当李洱似乎突然写出了《石榴树上结樱桃》这样的“乡土小说”时,我们在一愣之后便会发现,“知识分子”和“农民”其实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这根“藤”用李洱的话说是“知识分子”和“农民”“在现代性的旅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若是从大的方面讲,我们不妨注意一下这之间的联系。“乡土小说”一直是新文学的“保留剧目”,李洱让“石榴树”结了“樱桃”,另辟路径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也许就是“怀疑之后的冒犯”。重新“想象中国”以回应西方的“现代性”,当然还有语言的问题。同样曾经是“先锋小说家”的李洱,和格非一样,在他的讲演中提出了中国文学的叙事资源问题。请读者诸君关注。

作家是那头可怜的“豹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邀请麦家到"小说家讲坛"讲演的计划,是在他的《风声》出版之后。在讲演后不久,麦家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七年度小说家"。麦家在"小说家讲坛"及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大致反映了麦家对文学与写作的基本理解。麦家因《暗算》改编成电视剧而"一夜走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是"喧宾夺主",因为他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解密》其实更能够显示出他在小说写作上已经达到的境界。因为这些作品,"特情小说"也成为一个"关键词"。《风声》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一个小说家的飞跃,他的这部小说一如既往地设置了种种生死攸关的悬疑,但重要的是,麦家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心智以及他对小说文体与技艺的理解在这部小说中成长了。麦家认为世界是神秘的,因为混乱变得更加神秘。神秘还在于我们不仅处于混乱的现实,也背负似乎已经尘封的历史。麦家的小说始终在这个"神秘"的世界"解密",而"解密"也就是"挑战人类极限"。因此麦家把海明威笔下的"豹子"看成一种"象征"。如果作家是这样的"豹子",那么引导他走向神秘世界的便是文学的梦想。尽管我们都知道"创新"像一条狗一样在追逐写作者,但我们怎么也不能把这条狗甩掉。在谈到文学的创新问题时,麦家以为创新决不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分享公共的经验,而是要在公共经验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以及一个属于自己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深度;文学的创新也不是为了承认、赞美已有的文学现实,而是要在已有的现实之中,敞开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以这样的思路看,从《解密》到《风声》,麦家已经是一个面目清晰、风格鲜明的"个人"。

关于语言——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主持人的话 :在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坛上 ,“贾平凹”已不纯粹是一个作家的姓名了。如果批评是一种判断 ,那么关于“贾平凹是什么”的判断句究竟有多少也难以判断了 ;如果批评是一种想象 ,那么关于贾平凹其人其文其事的想象 ,也可能是今天文坛上有关作家的最丰富的叙事之一。也许 ,在以后的文学史中 ,贾平凹既是“正史”的一部分 ,也是“野史”的一部分。其实 ,在今天 ,无论是在学院 ,还是在坊间 ,都已经在“正”和“野”的立场上叙述着贾平凹。这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 ,不仅是他的文章 ,还有他的书法和画。这一代作家中不少是有天赋的人 ,包括在“小说家讲坛”上讲演的一批作家。但我相信贾平凹说的那句话 :我有时觉得自己也是矛盾的。我觉得在今天 ,一个作家说自己矛盾比一个作家说自己坚定还不容易。内心的矛盾或者 冲突 ,是这个时代的作家最显著的特征。我怀疑那些把所有问题都想通的人 ,想通的人要么是“圣人”,要么是“流氓”,想做圣人或者想做流氓都不是件简单的事 ,当一个人如果自己觉得做这样两种角色都很容易的时候 ,他就是假圣人或者假流氓了。贾平凹是一个被人折腾也折腾别人的作家 ,他内心的矛盾又未尝不是我们自己的困惑。我和别人一样想过贾平凹是什么。是雅还是俗 ,是名士还是农民 ,是传?

狼为图腾,人何以堪——《狼图腾》的价值观退化

在《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和王尧教授的筹划下，二00一年，“小说家讲坛”在苏州大学揭幕；二00八年，在林建法和何言宏教授的主持下，“诗人讲坛”在渤海大学揭幕；二00九年，在南京大学接续。这两个“讲坛”影响深巨，它们不仅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和留存了大量重要的文献资源，同时也为批评和阐释开启了诸多新的方向和理路。毫无疑问，这两个“讲坛”会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成为重要的话语参考，成为难以绕开的文学存在。

批评与创作的同构关系——兼谈新世纪文学的危机与挑战

长期以来，《当代作家评论》一直在全国高校组织文学讲座，很有影响。比如林建法曾经与苏州大学联合举办“小说家讲坛”，请来一流的当代小说家，他们谈的是小说；后来他与南京大学联合举办诗人的系列讲座，请的都是当代有名的诗人，讲的都是诗歌；现在林建法与杭州师范大学联合举办“批评家讲坛”，按理说就应该谈谈批评。

我们正在失去什么

对内地读者来说,王璞的名字或许还有些陌生。这位学者型的女作家,在香港文坛颇有影响。稍早于林白她们,王璞在苏州大学的演讲获得称许,加深了我们对她的理解。在文学批评家的叙述中,林白因《一个人的战争》而成为九十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近几年来,《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又呈现了林白的另外一种状态。但事实上,林白写作的意义在已经形成秩序的当下文坛中并没有完全被确认。当二○○四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小说家奖”授给林白时,我们就意识到,这不仅是对林白,而且是对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写作方式的肯定。林白后来感慨地说:这是我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当代文坛,先后走上“小说家讲坛”的夫妇作家就是李锐、蒋韵了。我们一直注意到,蒋韵似乎是个很难归类的作家,也是一个被批评家“边缘”化了作家。和一些作家相反,蒋韵的成就远在她的声名之上。她在“伤痕文学”时期的作品已出手不凡,此后蒋韵几乎是个孤独的写作者。蒋韵对人生、文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坚持,在重新理解了苦难和乡愁之后,悲悯的情怀成为蒋韵写作的底色。即使在状态最好的时候,范小青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困惑,她因此能够不断探索小说写作“别种的可能”。在一个写作风格极端化的时代,范小青写作的意义很容易被批评界疏忽。在吴地成长起来的作家,总是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与人生哲学、审美理想,他们宽容地看着“外部世界”,也承受着“外部世界”的“文化霸权”的冲击。吴文化是美丽的,但从来不是文化的主潮。现在看来,正是在巨大的反差中,范小青小说以独特的诗性叙述和琐碎的人生故事,呈现了另外一个文学的世界。三月的苏州,林白、蒋韵、范小青三位风格不同的女作家联袂走上本次“小说家讲坛”,应当是本年度文坛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且听她们是如何“闲聊”的。

主持人的话

主持人的话:“小说家讲坛”在连续办了两年后颇让我们踌躇,曾经想暂告一段落,或者换了什么名义进行。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2003年10月我们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世纪汉语写作研讨会”上和阎连科相遇了,他的“我为什么写作”的演讲,在一个看似老生常谈其实并不好谈的题目下,说出了使我们和在场的听众都为之一震再震的话,仿佛如芒在背。我们都注意到了演讲时的阎连科双手在颤动。

建法先生

人们通常喊他建法。我是晚辈,叫他林老师或建法老师。现在,我愿意称他建法先生。最后一次见建法先生是在北京某饭店的包间,那应该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当时他设宴招待中国台湾作家张大春。有一年在苏州大学,参加他和王尧主持的“小说家讲坛”,我提到刚给张大春的《小说稗类》写的书评。我说张大春这个人,才学识皆备,是罕见的人才。吃饭的时候,建法先生就问我是否认识张大春?我说不认识,以前只是看过他的小说《四喜忧国》,我觉得是部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