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族“巴岱”信仰与生态维护——以禾库村水井的变迁为例

"禾库"村在共和国建立之前实行的是家族管理模式,其中族长代表家族行驶管理权。族长来自于民间的推选,因而族长得对民众负责。族长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往往借助传统的"巴岱"信仰来维护村寨的秩序,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该村水井的维护和管理。共和国建立之后,族长的权威旁落,与之相伴随的"巴岱"信仰也随之衰落。新建立的村委会及乡政府职能中没有明确把水井的维护纳入管理的职权范围,于是,围绕水井的生活观念及生活实践慢慢发生变化,其中伴随着禾库村水井的变化,致使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开始遭受破坏。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生态环境的维护得尊重文化的连续性,并在政权转型过程中充分考虑"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才是走出生态困境的良方。

苗族“巴岱”信仰中的道教因子及原因探析

苗族"巴岱"信仰在历史过程中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影响,其信仰神灵系统中,信仰仪式、服饰法器等方面均带上了道教信仰的成分,形成苗族"巴岱"原始宗教信仰中的一个有特色的分支。它的形成有社会根源也有宗教根源,前者在于苗族"巴岱"信仰与道教在信仰目的的功利性、神灵体系的多元兼容性、活动方式的灵活机动性方面存在相似,故能兼容藕合,后者在于统治阶级的"神道设教"使得各类宗教都可以在同一个宗教实体中寻求自己发展的机会。

原生性宗教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实证研究——以腊尔山苗族“巴岱”宗教信仰为例

原生性宗教血缘和地缘小群体性的本质特点一般不会对外部环境构成重大冲击。然而,这却构成历来国家对其关注较少的原因之一,加上汉民族"严华夷之分"观念的影响,致使国家长期以来在治理层面上对其疏于管理。认识原始宗教的特点及演变过程中所影藏的危害地方社会稳定的潜在危险性,调整管理办法与条例,对减少民族地区的公共危害性,为国家安全提供预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苗族婚礼仪式中的“巴岱”身份考察

苗族"巴岱"作为神职人员参与到婚礼仪式中的记录与腊尔山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婚俗相符合,尽管在现当代的民族学调查中没有发现类似现象。究其原因乃在于上世纪频繁的政治运动及市场经济的冲击等导致苗族婚礼仪式中"巴岱"身份发生了变化。

东部苗族“巴岱”法源神话叙事研究

神话具有叙事功能。东部苗族社会广泛流传着的三种“巴岱”法源神话,叙述着在与以道教为代表的汉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以巴岱信仰为代表的苗族文化所作出的不同回应。“蚩尤说”叙述着苗族与汉族初步交往阶段,苗族文化的固守;“张赵二郎说”叙述着苗族与汉族深入交往阶段,苗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部分接纳;“太上老君说”叙述着苗族与汉族密切交往阶段,苗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自觉吸收。

“巴岱”信仰神龛设置的文化内涵及其变迁考察——以腊尔山苗族为例

"固守"与"调适"是腊尔山苗族"巴岱"信仰神龛设置及其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两个样态。一方面通过神龛的设置严格恪守古老的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传统,使"苗族"区别于"他族",并确证苗族内部不同支系的区分,使苗姓的实际存在不受汉姓的干扰,并确保这种区分不被遗忘;另一方面由于近代社会变迁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其信仰内部固有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动摇,神龛的设置发生了适度的"调适",出现了"有限度"的回应。

苗族传统宗教信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苗族传统宗教信仰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经历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曲折发展和停滞阶段,80年代复兴,90年代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苗族传统宗教信仰研究具有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兼容性,形成了一支专业队伍与业余研究人员优化组合的研究队伍,建立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研究阵地。未来苗族传统宗教信仰研究应具有跨学科研究的视野,更加注重面向社会,解决民族地区的实际问题,如关注苗族传统宗教信仰的空间分布,及文化生态、重视研究苗族传统宗教信仰的历史变迁及当代价值,等等。

苗族巴岱信仰中的道教文化因子初探——以腊尔山台地“巴岱扎”宗教活动为例

湘西腊尔山台地苗族宗教信仰从日常生活到相关的宗教祭祀活动都融进了道教文化因子,不论是住房中的神坛布置,还是宗教从业人员的服饰、法器、手诀,以及宗教活动中法坛的布局都体现了道教的教义教理。

苗族“保东斋”仪式符号象征及其发生学研究

苗族"保东斋"仪式是苗族传统驱赶仪式受到汉文化男权意识形态影响后而形成的一个变体。它是驱逐与净化的仪式,仪式中的诸多符号被赋予特别的象征意义,"魔力"附着其上,目的在于驱逐那些邪魅的灾害性力量,以获得村寨的洁净、安全与欢乐。苗族"保东斋"仪式的发生根基于苗族古老的灵魂观念和巫术思维,在历史过程中受到汉文化影响,使其仪式过程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的"阈限期的仪式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