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中“常”与“变”主题刍议——以《边城》和《长河》为例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孕育他的湘西世界是他着重描写的。《边城》和《长河》是沈从文以湘西世界为题材的小说作品中的代表作品,他通过这两部作品表现了湘西世界的"常"与"变"。《边城》表现了湘西世界的"常",《长河》表现了湘西世界的"变"。透过"常""变"主题可以看出沈从文创作的真实目的和文学理想。

也谈诗的“常”与“变”

本期我们推出《新诗的"变"与"常"笔谈》(之三),发表张炯、王珂、张中宇三位先生的文章。他们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各自的观点,可以帮助对这一话题感到兴趣的读者思考。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永恒是不美的,问题是新诗应该怎么变。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有一种不无影响的说法,新诗的新,就在于它对旧诗的瓦解,就在于它的自由。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哀婉悲痛的李煜,笔墨凝重的苏东坡,愁思满怀的纳兰性德,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在现代社会,尽管现实多变,艺术多姿,但如果在这方面"反常",诗歌就会在现代中国丧魂落魄。诗之为诗,在形式上也有一些必须尊重的"常"。以为新诗没有艺术标准,无限自由,是一种危害很大的说法。凡艺术皆有限制,皆有法则。中国新诗和中国古诗,同为中国诗歌,就有一些共同的"常",或者说,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新诗人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诗形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戴望舒平生写了92首诗,从他的《雨巷》———《我的记忆》———《元日祝福》所走过的之字形的探索之路,可以明显看出他对音乐性的回归。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有小众化的诗,更有大众化的诗。在唐诗里,有李商隐们,更有李白们。就是李商隐,他的诗也获得流传。想想古代传播媒介的单一,更值得深思。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新诗,新其形式须是诗。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已经开展了三次的笔谈是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常”与“变”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建工作肩负的使命和任务越来越重要和特殊,新媒体技术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党建工作。作为党的常态化工作和永久式任务,党始终将培育“四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高校党建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努力把大学生党建打造成为培育“四有”青年的坚强阵地,此为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常”;新媒体作为大学生党建工作新的主要阵地,具有传播主体多元、传播内容多样、传播方式交互等新特征,给高校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内容带来新发展、新趋势,此为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变”。在认识和把握的“常”与“变”的基础上,建设大学生党建工作队伍、搭建党建沟通平台、完善党建工作制度化、推动其融入“双一流”建设,探索构建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党建工作新思路。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常”与“变”——《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和《艳阳天》比较论

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和《艳阳天》为代表的"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在冲突模式、婚恋书写和重新解读三个方面既呈现出类同化的"常",又潜藏着个人化的"变"。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的深入,它们的解读仍然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必将会在精细的阅读和深入的挖掘中获得重新定位。

中国文化的“常”与“变”——以《北鸢》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为例

《北鸢》是葛亮用文化经验来写作的一部文化小说,被誉为新古典小说的定音之作,蕴含着中国文化在民国的"常"与"变"。"古典"是指小说中对传统文化的薪火承继,是一种"常";"变"则指中国文化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化。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文化本性的坚守,也有在新旧文化交替中对外来思想文化的接纳,还有对西方文化的推崇。这些碰撞与交融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在和平年代,《北鸢》对中国当下的文化传承与融合仍具有借鉴意义。

常规管理的“常”与“变”

常规管理的“常”与“变”全国教育管理网总编室王长良王强校长治校多注重常规管理。常规是在对特定时空、相对静止有序的事物实施管理过程中形成的规矩。常规的继承和借鉴，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正因为如此，校长治校，历来钟情常规管理，也并非没有缘由。因为没...

“常”与“变”——乡土写作的新质与困境

李海音（武汉大学文学院）： “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今已有百年。如果说百年中国文学存在着一种正统和主流，那就非乡土文学莫属了。1917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三位一体的“新文学”，实际上已经隐约指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现代叙事伦理。

论刘震云新世纪小说中的“常”与“变”

刘震云作为当代文坛代表性作家之一,其作品可谓有量有质。回顾其不同时期的作品,如被定义为"新写实"小说的作品、"故乡"系列,以及他在新世纪的创作,可以发现,他在各时期的作品既有共性也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特别是他的新世纪小说,既有常又有变。

探究教学“常”与“变”

牛顿第二定律的公式,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一个公式;牛顿第二定律,不是重要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律。越是简单的也是越难的。无数一线教师为能够设计出一节精彩的探究课而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但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完美中透着残缺,精彩处显露不足。

领悟生命中的“常”与“变”——读《可以预约的雪》有感

《可以预约的雪》的作者是生于1953年的台湾高雄人林清玄,他还有许多其它散文作品,如《莲花开落》、《传灯》、《迷路的云》等。《可以预约的雪》是一篇议论文,使人读后感触很深。文中的＂雪＂即菅芒花,作者以菅芒花作为全文的引线,对菅芒花是可以预约的进行了深入思考,从中领悟出人生也是可以预约的,生命中的＂常＂与＂变＂是由时间所控制的。对此笔者深有同感。文中写到＂经过了两年,芒花有如预约,又与我们来人间会面,可是同看芒花的人,因为因缘的变迁离散,早就面目全非了。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常”与“变”

沈从文在他的湘西系列小说、都市题材小说以及湘西本土文化与都市文化两相比照的过程中 ,基本肯定了湘西本土历经数千年不变的恒定文化因素 (“常”) ,而对湘西在朝现代转型过程中 ,自外而来并传染侵蚀的异质文化因素加以否定 (“变”)。

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常”与“变”——以师生伦理为中心

本文以教师职业道德中的师生伦理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中心内容"师道尊严"进行分析,以"常"与"变"为角度,论证了作为教师,最重要的是以"为师之道"完善自己,努力去获得"为师至尊"。

也谈诗的“常”与“变”

言志缘情可以说是诗之“常”，因为如果没有志与情，文学作品就难以成为文学，诗自然也难以成为诗。

“常情”的维度与内涵——评葛亮“中国系列”小说中历史与人性的内观与建构

葛亮在作品中一直致力于对中国人的内在精神脉络进行探索与辨认。他在普通人物身上寄寓儒家精神与传统品格,通过对传统价值的缅怀与思考传达他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某种指引与期冀。其“中国系列”堪称当今文坛“新历史主义”的先锋。葛亮相信每一段历史、每一代人中间都贯穿着一种共通的“人之常情”,葛亮将其称为一种“人性标准”。他在反思与重塑历史的同时,也在作品中不断确立和完善中国人这份“常情”的维度与内涵。在“无常是常”的时空中,带领读者感受“常情”的分量,带来反观历史与传统的现代性思考。

无“常”而“变”:新诗作为一种“流浪文体”的命运

本刊"中国现代诗学"专栏在2009年举办了"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原计划3辑,但欲罢不能,最后共推出4辑,朱德发、李怡、古远清、袁忠岳、周晓风、子张、曹万生、向天渊等诸多先生都参与其中,《新华文摘》等也有所转载。在今年,从第2期开始,由澳门大学朱寿桐教授打头,我们又举办了"新诗的‘变’与‘常’笔谈",到本期已是第5辑,张炯、王珂、江弱水、张中宇、张全之和许多新锐都发表了不少精彩之见。我们以为,笔谈是一个活跃原创性思维、让更多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的好方式。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在体制内生存,不可能游离于现有的学术评价体制、学术管理体制、学术发表出版体制、人才选拔体制之外。这些以行政思维和理科思维为基础的体制的力量往往限制了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原创性的发挥。一些人为职称、为学位、为获奖、为当官"做"学问,形成浮躁、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一说到学术失范,有人就爱拿抄袭剽窃说事。这当然也是问题。但在我们看来,原创性是学术的最高规范。丧失原创性、丧失净化和提升自己的努力,这才是人文学科的最大失范。我们必须善于跳出庸人思路而提出新问题,打破习惯定势而提出新见解,避免炒陈饭而运用新材料,摒弃学术八股而提供新表达。"通中求变"地"发前人之未发","接着讲"地"发前人之已发",把学科推向前进,这就是我们喜爱笔谈的原因。本期我们推出向天渊、张全之、李祖德、童龙超、王强的文章,这也是"变常"笔谈的"闭幕式"了。

新世纪审视黄建新电影——论黄建新的“常”与“变”

黄建新在他长达二十多年的电影探索中，一直以自己敏锐新异的社会关注意向，旨意遥深的文化思索力度和坚实稳重的艺术探索锐气独步影坛。黄建新以他编年史式的一系列影片证明了自己是中国新时期以来社会文化转型的“目击者和书记官”。其影片因塑造的各类小人物群像，堪称转型期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清明上河图”。

论“江南三部曲”中的“常”与“变”——从《春尽江南》谈起

乡土中国的“常”与“变”,是中国现代小说诞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主题。在《春尽江南》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流变”,没有“永恒”,现实成了可怕的“恶之花”。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被破坏、被污染,人性中的善良、同情、希望等美好的“诗意”也被完全搁置起来。生活完全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生存成了一件极度可怕的事情。一方面,我们看到“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带来的环境恶化、道德滑坡,另一方面看到人们生存的空虚、焦虑和孤独。李秀蓉将名字改为庞家玉,从文学青年变为律师,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职业的选择,同时也是唯实唯利的现实主义人生观取代了浪漫的理想主义。

“常”、“变”逻辑关系中汉语新诗的价值审视

吕进先生给出的“新诗发展中的‘变’与‘常’”是个高水平的学术话题．它也许不能解决如何将汉语新诗的传统之常付诸现代性转换的变异这一高难度技术问题。但将新诗发展现象中的某种价值思考甚至现象的合法性纳入“常”与“变”的逻辑关系中审视，可以得出一些富于启发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