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悖论”的现代性根源探讨

幸福是人们对一定时期"自身状况的满意"。然而在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下,幸福的追求演变成对物质财富的无止境占有和消费,致使幸福陷入了前提性的危机与困惑,即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却是压力的倍增,幸福感的疏离。究其根源,在于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物质化致使幸福"物化",在于工具理性的驱动下人之存在价值的迷失导致幸福的"工具化",以及技术理性的张扬加剧幸福的"虚无化"。

经济发展中的“幸福悖论”及其制度化解之道

追求幸福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幸福悖论"是指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以与经济增长相同的比率增长,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化解"幸福悖论"、实现科学发展,关键是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社会制度选择要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向追求"国民幸福总值的提高"上来,并通过确立保障公民社会福利权利的法律制度、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幸福测评制度来实现。

城郊失地农民“幸福悖论”的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

以济南城郊400名失地农民为样本，以60名农民和60名市民为参照，对城郊失地农民是否存在“幸福悖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城郊失地农民存在更为明显的“幸福悖论”，即在城郊失地农民的家庭纯收入明显提高的前提下，其主观幸福感非但没有相应提高，反而表现出显著下降。（2）分层回归分析显示，收入公平感是影响失地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变量。（3）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产生收入不公平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比较的“多参照点”产生“嫉妒效应”（jealousy effect）或“地位效应”（status effect）；二是对“土地”的强“禀赋效应”产生高损失感；三是土地的“不可替代性”和保障缺失产生低安全感。

经济学“幸福悖论”的文化进路:文化人构想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质是"物本经济学",它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最终目的,以经济效益为最高原则,把追求与获得物质财富看作是生活幸福的基础和关键,带来的逻辑结果是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异化,"幸福悖论"现象日渐凸显,经济日益成为"无快乐的经济"。而"文化是个好东西",是后物质主义时代的重要幸福来源,发展文化避免了社会对经济无限增长的追求,破除了人们对物质财富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迷恋,从而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幸福源泉,提供了走出"幸福悖论"的文化进路。具有系统的幸福知识、良好的道德修养、较高的生产和消费能力的"文化人",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予以构建相应的培养机制。

亚当·斯密的幸福和谐思想

"幸福悖论"再一次引起了经济学家对于"人类幸福"的兴趣。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人类幸福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本来目的。阿玛蒂亚.森因此指出:经济学还是应该回到它的出发之地,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人应该怎样活着"的命题。通过对亚当.斯密幸福和谐思想的综述,文章认为亚当.斯密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命题,我们不需要新的幸福经济学。

老年人幸福感探析——基于幸福的四个维度视角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我国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目前,学术界对于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较少。幸福有四个维度:满足、快乐、投入、意义。老年人的幸福感受物质因素、精神因素双重制约。“钱多了,幸福却少了”,这是常说的“幸福悖论”。为破解经济发展未能带来幸福感提升的“幸福悖论”,可培养老年人的平常心、同情心、好奇心,让老年人学会知足、感恩,少与他人比较,优待身边人,学会给予,享受当下。这样多管齐下,引导老年人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幸福与收入问题初探

从古至今人们从未停止对幸福的追逐,但是传统经济学视角下,人们只注重财富的增加而不是快乐增加,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财富的不断积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快乐,作为研究人类行为和目的的经济学自然需要对于人类的幸福进行研究。由此,以幸福快乐为研究核心的幸福经济学便顺应而出。本文首先追溯了幸福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其次,分析了收入与幸福间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