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视批评中的“强制阐释”倾向

“强制阐释”在当前影视批评中体现为三大表征:一是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不但行文逻辑本末倒置,而且理论喧宾夺主挤压文本批评空间,导致影视批评文体被异化,影视评论的学术地位受到贬抑;二是批评偏离批评对象的本体特征,造成批评有效性的匮乏和公共理性的缺失,影视批评的生态受到破坏;三是以泛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前置立场对影视文本进行窜改,批评话语成为批评者自我意识的佐证,批评主体面临自我解构的风险。影视界应保持对“强制阐释”的警惕,加强对阐释伦理的探讨,捍卫批评的有效性和公共理性原则,使影视批评参与影视产业的良性运作。

反对“强制阐释”与“中国审美阅读学”的兴起

"强制阐释"是一种"去审美化""去文学化"和高度"理论化"的文学阅读模式,引起了中国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并引发出"中国审美阅读学"的研究热潮,童庆炳的"文化诗学"批评、赵宪章的"形式美学"批评、孙绍振的"文学文本解读学"、王一川的"感兴修辞批评"展示出"中国审美阅读学"的现有成就,实现了三大理论创新:坚持以审美为本位;贯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发掘民族资源进而创建中国气派。"中国审美阅读学"的构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论复兴的希望,使我们找到了如何与西方文论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路径。

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发展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西方文论包括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

“西论中用”视角下的美国《金瓶梅》研究

美国《金瓶梅》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将作品置于西方理论的整体观照之下,形成了《金瓶梅》研究“西论中用”视角下的独特理论基础与方法体系,具体表现在运用新批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反讽理论、欲望理论等西方理论对《金瓶梅》的写作特色与思想内容进行“移植研究”。这些研究方法不乏亮点与收获,也存在盲点与误区,值得国内《金瓶梅》研究者借鉴与反思,同时引发有关国外在中国文学作品研究中“强制阐释”问题的再度思考。

“强制阐释论”的回应与思考

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在国内外文学理论界受到普遍关注。由"强制阐释论"所引发的讨论,对于如何评价近百年来的西方文论,如何看待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如何建设中国文论体系和文论话语,均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梳理了张江教授所提出的"强制阐释论"的内涵、意义、特征,以及国内外学者对"强制阐释论"的回应,还从概念、范畴和理论批评的边界等方面对"强制阐释论"进行了分析。

“强制阐释论”述评

"强制阐释论"提出已近两年,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理论给予了极大关注,纷纷阐发观点,文艺理论界就此形成了持久的对话与争鸣。本文结合"强制阐释论"提出的学术背景及其主要观点和特征,对"强制阐释论"所引发的理论对话与争鸣进行了探讨。"强制阐释论"拓展了我国文艺理论的新视域,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与学术创新意义。它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将阐释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治学方法上给予了我们诸多启示。

从“强制阐释论”的理论反思到当代西方文论的“六大批判”——评张江先生著作《当代西方文论批判研究》

晚近以来国内学界对当代西方文论的阐释焦虑主要围绕文学本体与文化本位,相继产生过失语症、后理论与"强制阐释论"三次大规模理论反思,共同推进新时期中国文论建设的范式转型。以"强制阐释论"为理论切入点,张江教授的《当代西方文论批判研究》提出背离社会生活、消解公共价值、形式崇拜、非理性、自我中心主义、反教化论与精英主义等"六大批判",主张本体阐释与公共阐释作为当代文论的重建路径。在书中,张江先生回溯"六大批判"的理论路径,从本体与本位两个方面反思作为中国问题的西方文论研究,探讨作为中国经验的理论生产,以及面向文化分析的范式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