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省会”战略促进非省会城市消费吗?

立足于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利用2006—2020年中国25个省份的246个非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强省会”战略对非省会城市的消费率和人均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参数估计结果显示,非省会城市的消费率和人均消费均与省会首位度呈现U型关系,而平均边际效应为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省份首位度对非省会城市消费率和人均消费的平均边际影响在无强核和单强核省份均为正,在多强核省份皆为负。非参数估计结果显示,当省份首位度处于适当低的水平时,非省会城市消费率与其呈U型关系,但过高的省份首位度具有虹吸效应,不利于提升非省会城市消费率;而人均消费与其总体上呈U型关系,较高的省份首位度对非省会城市人均消费具有扩散效应。各地要因地制宜实施“强省会”战略,释放消费潜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强省会”战略引领长株潭都市圈建设的路径研究

以“强省会”战略引领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是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的强大引擎,是带动湖南全省区域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有利于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从而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乃至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从目前情况来看,推进长株潭都市圈建设已是大势所趋,具备成熟的发展基础、政策保障等有利条件,但还存在省会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有待提高、城市间分工协作水平有待提升、产业融合协同不足、一体化发展水平有待改善等问题。因此,需要从规划统筹、科技与产业协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开放发展协同突破等方面加以强化,以推动都市圈高质量协同发展。

城市规模、“强省会”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区域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建立结构合理的城市规模体系,改善过于扁平化的城市规模体系问题,发展一批具有战略支点的中心城市。“强省会”战略对于快速提升地区经济水平有明显作用,并通过扩散效应、支配效应、乘数效应等带动周边地区快速发展,实现了快速提升GDP、土地面积、常住人口、财政收入等指标,提升了资源配置能力与调控能力。“强省会”战略实际上是将省会城市规模结构从单一强中心到一主两副及多个中心建设阶段的过渡,是地方政府顺应区域发展规律的一种科学选择。“十四五”时期,中央有关部门应通过制定一系列合理政策,实现从“强省会”到区域协调发展。

“强省会”战略下省会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初探——以湖南省长沙市为例

湖南省“强省会”战略的实施要求长沙市乡村旅游地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多的进步。然而,受新冠疫情冲击及产业转型等因素影响,长沙市乡村旅游地在高质量发展上面临着动能匮乏、基础设施老化和生态环境治理有待改善等困境,需要我们借鉴其他地方如苏州、广西等地乡村旅游地发展的经验,在“强省会”战略实施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

省际竞争视域下“强省会”战略的逻辑生成、路径选择与分异趋向

实施“强省会”战略是当下中国省际竞争中一种普遍的省域发展战略选择。“强省会”战略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顺应省际竞争趋势和城市发展规律,“强省会”战略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拓展发展空间、吸附发展要素、创设发展平台、提升发展能级,分别旨在提升资源的承载力、集聚力、整合力、辐射力。“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强省会”战略实践形态的省际分异趋向将愈加显著,除了少数省份继续推行单一的“强省会”模式外,更多的则是“强省会+”模式,即“强省会”仍是既定方向,但同时也会给予省域副中心城市更多的政策关注和资源支持。

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强省会”战略研究综述

“强省会”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省域发展战略选择,其实践形态依省情不同而各异,实施路径以调整行政区划、扩大省会发展空间为主,兼及对各种资源的激烈争夺。“强省会”战略的效应主要体现为对省域经济发展、省域内周边城市发展,以及省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施“强省会”战略有利有弊,所伴生的“一市独大”、地方政府过度竞争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后续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强化市场力量、善用行政力量,要大力提升次级城市竞争力,克服“一市独大”弊端。

以“强省会”战略全面推动石家庄高质量发展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省会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全省兴。石家庄作为河北省会和京津冀区域性中心城市,应当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当前,推动石家庄高质量发展面临重大历史机遇和严峻挑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领导担当作为、人民立场坚定、方法科学高效、产业重点聚焦、主体积极主动、精神奋进昂扬等六个方面协同发力。

“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辐射还是虹吸?

“强省会”战略吸引各要素向省会集聚促进城市创新发展,并通过“技术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城市,但过度的“资源虹吸效应”加剧要素配置不平衡,扩大城市间发展差距,制约区域创新发展。本文选择2007—2019年我国26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省会城市首位度对省域创新发展、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创新发展差距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实证发现,省会城市首位度对全省创新发展水平存在“倒U”型影响,对省会与非省会城市的创新发展差距存在正影响。“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发展水平的影响是“资源虹吸”“技术辐射”以及“要素拥堵”“要素缺乏”4个效应的综合结果。地区市场化水平能发挥积极的正调节作用,随着市场化水平提高,能增强“强省会”战略的区域创新发展正效应,同时减弱“强省会”战略的区域创新发展、城市间创新发展差距的负效应。

实施“强省会”战略的现实基础及其可能取向

近年来,我国多个省份先后实施相关政策以做大做强省会城市,推行“强省会”战略已然成为一种新趋势。实施“强省会”战略有利于带动省域经济发展、拉高省会城市发展排名,并为省会城市高速发展提供更多要素储备,但也拉大了地区间的差距,容易造成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加剧城市间的GDP竞争,忽略环境保护。为此,应注重“强省会”战略推进的地区特性,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及时补足公共品供给,加强规划引领。

在全局上谋势 于关键处落子——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把握“强省会”战略的深远意义

“十四五”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机遇挑战,包括江西在内的多个省份不约而同地选择强势推进“强省会”“强首府”等战略实施。“省会兴则全省兴,省会强则全省强”“以一市带一省”,通过逐步拉升省会“首位度”,聚焦做大做强省会城市,聚力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极”,全力打造省域发展核心“引擎”,日趋成为各省竞争角逐和赶超发展的思想共识和行动逻辑。如何对“强省会”这一战略热词进行系统性的冷思考,需要我们深入其理论背景、把握其运作机制、认清其原则遵循、理解其战略考量、审度其利弊权衡,并回到自身发展实际,在江西全省“一盘棋”上探索“强省会”战略落地执行的独特性、差异化实现路径。

“强省会”战略的地方实践与理论研究

“十一五”以来,我国众多省份先后开启“强省会”战略,已成为省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普遍选择。从“强省会”战略的地方实践模式与路径、理论依据、效应利弊及优化措施等方面,梳理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概括现有研究的主要结论。从挖掘“强省会”战略地方实践的典型案例,研究“强省会”战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加强对省会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与科技创新的研究,从全国视角研究“强省会”战略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等方面,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强省会”战略:历史、逻辑与成效

以“强省会”战略的历史脉络、现实逻辑与实施成效为核心,基于历史和当代视角,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并进行对比分析,探究我国省会城市功能的历史演进过程,进一步分析区域发展与“强省会”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对“强省会”战略进行逻辑阐释,为其有效实施提供理论支撑。研究认为,“强省会”战略的实施对于地方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各省份应尊重资源配置中的市场规律,因地制宜,推进实施“强省会”战略,在支持省会城市以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发展的同时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合理布局省域发展资源。

“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多省开始实施“强省会”战略,而“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尚不清晰。利用各省和省会城市以及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强省会”战略对全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从知识溢出和吸收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同构和教育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省会城市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增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强省会”战略不仅促进了省会对非省会的溢出效应,同时促进了非省会城市的创新能力。产业同构和非省会教育资源都可以强化“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对东西部地区、非特大超大城市地区、创新领先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对于各地依托“强省会”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溢出还是虹吸

数字经济具有外部性,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它邻近城市的影响究竟是比翼齐飞的溢出效应,还是损人利己的虹吸效应?回答该问题对当前“强省会”战略实施和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从收入产出、劳动和资本投入角度构建理论模型,采用2011-2019年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模型实证检验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城市的影响。结果显示:①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地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且溢出效应显著,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均证实该结论成立;②省会城市数字经济溢出效应的南北差距不明显,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东中部地区,中等规模城市的溢出效应明显高于小规模和大规模城市;③省会城市数字经济溢出效应并不能通过分工机制予以解释,而是通过学习机制和共享机制实现。为此,需要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发挥省会城市的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坚持因地制宜发展原则,构建数字经济错位发展格局;明确省会城市和地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定位,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潜能,打造分工协作的产业链条。

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

近年来,一些省份明确提出了“强省会”战略,亦有省份落实了相应的“强省会”政策,省会城市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作为本省份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更加突出。基于2003—2019年26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对省会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不明显;地市合并对省会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有促进作用,而撤县设区仅对省会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创新水平在行政区划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基础设施水平在行政区划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发挥遮掩效应。

建设现代化“强省会”背景下提升呼和浩特市发展实力的研究

在建设现代化"强省会"战略影响下,呼和浩特市的发展逐渐有了新的定位和路径.根据所选指标数据,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度进行量化分析,探究呼和浩特市提升发展实力的途径.熵值结果显示,城市建设水平和交通运输水平综合得分位居前列,人口与就业、公共安全水平综合得分最低.由灰色关联度分析可知,九个一级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度都大于0.5,说明关联性都很显著.针对实证研究中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为省会城市建设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在"十四五"时期提升呼和浩特市的发展实力和城市首位度.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的区域发展研究与前沿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以CNKI为数据源,以“增长极”和“强省会”为检索主题,对1992-2023年我国区域发展相关文献进行检索。运用Citespace等软件绘制发文量、作者、关键词、聚类等图谱,并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本文旨在明晰我国区域发展研究热点趋势、结构脉络、前沿态势及演化规律,探寻区域发展一般性规律,以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区域发展研究提供可以借鉴的思路。结果显示,区域发展研究紧跟国家政策方针,不断开拓视野,总体趋势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高产作者为中心,该领域形成少量集中的作者合作网络;机构之间已形成较为密切的小团体到大规模的合作网络,主要机构对该领域保持长久持续的研究态势;区域发展研究聚焦于“增长极”理论的实践应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大板块等是主要研究区域,也是未来研究的热点区域;城市群发展及其动力源、“强省会”战略、乡村振兴的探寻仍将持续。

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基于实体城市的空间识别

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和ESA全球土地利用数据,构建2000—2015年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数据库,刻画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时空格局,进而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差分GMM法探索空间结构对省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不同规模省域的差异,最后从省会城市集聚(不)经济的角度分析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1)2000—2015年,中国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得到了显著增加,省域人口空间结构存在单中心化的演变趋势,且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相对偏单中心化;(2)对所有省份尤其是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省份而言,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倾向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而对人口规模相对大的省份,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很可能不利于省域经济效率的提高;(3)省会城市自身已经初显集聚不经济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