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主体的差异

抒情主体是诗歌情感指归的标志之一。"归来者"和"朦胧诗"人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异的生命体验和诗学观念,二者诗歌的抒情主体区别很大:前者的抒情主体大多是某种集体的代言人,个体的存在被消融到一个似乎真正存在过的"我们"当中;而后者的抒情主体大多突显自我,张扬个性,强调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诗中写出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

他审意识与自审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情感内涵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的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主要表现为他审意识和自审意识。在具体诗歌中主要体现为主控诉主题和寻找主题的不同;而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差异则是这种不同的深层原因。

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方式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诗学观念、相异的生命体验,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抒情方式——直白抒情和意象抒情。不同的抒情方式源于二者对客观与主观的不同认知,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二者思维方式的分歧。

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价值取向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用自己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诗歌的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对昨天的不同态度:"归来的歌"是一种明显的批判意识,在批判中确立自我的合法性;而"朦胧诗"有一种明确的反思意识,在反思中寻找自我的位置。

“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主体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异的生命体验和诗学观念,他们的诗歌在抒情主体方面有重大的区别:"归来者"诗中的抒情主体大多是某种集体的代言人,个体的存在被消融到一个好像真正存在过的"我们"当中;而"朦胧诗"中的抒情主体大多突显自我,张扬个性,强调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强调用自己的眼睛理解生活、评价生活,在诗中写出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

“归来”诗群与穆旦、昌耀等人的诗

20世纪70、80年代一批被迫放弃过写作的中国诗人的“归来”,既意味着社会体制与文艺观念对历史存在的重新接纳,也象征着中国诗歌的死而复生。这些诗人从“说真话”出发,以真切的个人经验见证了时代的错乱和灵魂的挣扎,修复与重建了人与诗的尊严,给中国诗歌史留下了无以替代的特质。其中,穆旦与昌耀等人的诗歌成就,尤其值得关注。

“口语”何以为诗——“归来者”的诗学隐忧与“口语化”写作的可能

“口语”入诗并非新话题,但“口语化”写作却是当下最具争议的诗歌现象,尤其是“口臭诗“”口水诗”等事件更是让“口语化”写作异常尴尬。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归来者”艾青在谈论青年诗人写作时就已预见性地指向后来“口语化”写作可能产生的弊端。面对百年新诗传统中这一理想的参照坐标,系统考察“归来者”艾青的诗学隐忧,重新审视“口语化”写作的问题逻辑以及限度与可能,显得尤为必要。

“归来”作家的苦难叙事与自我认同

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的苦难叙事与其自我认同有着深刻的关系。虽然“归来”作家揭示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们的用心显然在于刻意强调自我无怨无悔的忠诚。在新时期之初，这正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但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苦难、历史必要的追问，复杂的民族国家历史、个人情感记忆就此被简化，被悄悄重构。

“归来”时分话苍茫——“归来”的诗人创作简论

“文革”结束后的文学新时期,一大批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被剥夺了创作或发表权力的中老年诗人如艾青、绿原、牛汉、曾卓、郑敏、公刘、流沙河、蔡其矫、昌耀等得以复出诗坛,这批“归来”的诗人复兴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短时间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写下了大量积淀着个体生命沉痛经历的诗篇。“归来”的诗歌充分表达了忧愤、反思和回归人性的主题,内容凝重,感情深沉,思辨色彩强烈,个性鲜明。诗人们的“归来”跨越了历史的断层,接续并重建了“五四”以来的诗歌传统,它表明当代诗歌在历经磨难之后获得了自身应该享有的健康的生长空间。

“归来的诗人”与重整的诗体

“归来的诗人”在新时期恢复创作后,伴随着抒情主体的觉醒和抒情风格的转换,抒情语言和诗歌体式也逐步恢复并进入新的调整阶段;他们注意融汇多种语言成分,追求朴素、洗炼、精粹、淡泊的语言境界,强调抒情的自然和自如状态;在诗体方面,他们因不同的艺术渊源表现出对不同诗体的选择,诸体皆备而又注意不同诗体之间的融汇与补充,创造了更为活泼的诗体形式,为现代诗体建设积累了新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初作家的文化心态——以《重放的鲜花》与“归来的歌”为例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一切都百废待兴,作家从"文革"的噩梦中挣脱出来,开始了新的文学之路。《重放的鲜花》一书的出版,象征性地表明了这个时期作家的心态、文学的要求、时代的精神。与此同时,以"归来诗人"为代表的作家群体,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用他们凝聚血泪的情感唱出了再生之歌,这歌声融汇着沉重的历史感、主体的隐痛与深切的期望。

尴尬和矛盾的写作——新时期之初“归来”作家创作问题分析

"归来"作家在新时期之初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历史反思态度促进了当时启蒙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促进了新时期之初"人的觉醒"。但他们的精神立场和创作也表现出内在的矛盾和困惑,在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话语认同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归来"作家的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合法"身份的"老干部"形象,许多作品不断表述着"忠诚"的主题,这与"归来"群体的批判姿态和启蒙立场形成了矛盾。这些矛盾表明了新时期之初文学创作仍然受到意识形态合法性要求的强势钳制,也暴露出"归来"群体思想立场的局限。

论“归来”诗人邵燕祥的精神世界

当代著名诗人邵燕祥在新时期"归来"之后继续创作了大量诗篇,并呈现出了与他以前的创作截然不同的风貌,对于这些诗作中所展现出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索,是我们理解"归来"诗人邵燕祥的一把钥匙。从"一颗有璺的心"、"人格理想的倔强坚守"和"用‘临终的眼’看世界"这三个方面对"归来"诗人邵燕祥的精神世界进行分析,可探索他的诗作与他的内心世界之间的隐秘联系。

关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中国式“归来”

在这个烈日炎炎的暑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到来成功地刷新了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的记录,成为2015年暑假最为火热的电影,同时也是中国动画的成人礼。本文主要介绍《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成为国产动画成人礼给人们带来的启示,以及中国式特写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

新时期“归来”诗歌的创作母题与抒情人格

在新时期“归来”诗歌中，有两大母题：“我不怨恨”与“我不忘记”，分别以梁南、邵燕祥和流沙河、公刘为代表，其间不仅能反映出他们诗歌鲜明的个性与艺术特色，而且集中体现了“归来”诗人不同的人格和思想风貌。但对祖国、人民、生活和时代的酷爱，却是他们心中共同的并且至为强烈突出的精神意向，同时，由中也透露和揭示出他们的歌唱之所以成为新时期诗坛最强音的根本秘密。本文通过比较，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事实，在对其各自作品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也指出：由于它们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风度的区别，这些作品也非常显明地展示出诗人自己抒情人格的差异，而这，对于同样优秀的诗歌创作所获成就的影响，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艾青“归来”之后对个体命运及价值的思考

本文以艾青"归来"时期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简略分析诗人对个体命运及价值的思考。

论“归来”诗歌的意识构成

从“归来”诗歌所体现的悲剧意识。忧患使命意识与人道意识三个方面剖析其文化意蕴，并把这些意识结构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座标轴上予以考察，从而进一步探讨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认同与超越。

“新时期”文学中的继承权话语分析

"继承权"是新时期文学中的重要母题。新时期作家在继承权母题之上,建立了一套特殊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特殊语境,"归来者"和"知青"是最热衷的讲述群体,并采用了"苦难神圣"、"道德神圣"、"血缘神圣"等话语策略,从而保证了它在新时期文学体制中的巨大成功。

“氧化”与“新生”——论《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的隐喻叙事

王蒙在小说《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中通过类童话的叙事手法,用一件一直无法进入时代主流的衣服隐喻了难以言说的人生寂寞感和命运错位感。小说在社会历史层面指向八十年代从极左政治压迫下归来的"文化英雄"面临的新时期困境及走出困境的不同选择。而在个体存在层面则是通过叙述丽珊和鲁明对紫绸花服的价值判断和意义期待,隐喻了个体如何突破命运错位的悖论,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实现自由和逍遥。因此,《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的隐喻叙事既指向社会历史又包含一般存在,这正是王蒙小说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