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的中国文学焦虑及其意义——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文学史”问题反思

"当代文学史"的"中国文学焦虑",是当代文学批评固有的这一症候的深度反应和集中体现,主要表现为:认知混乱的众声喧哗,无所适从的严重失语,紧张急切的过度阐释。它是当代历史文化的悖论性语境生成。尽管这是一种极具创伤性的症候,但同时也是建构历史主体、展开总体性文化想象和激活自身创造力的必不可少的方式。

置疑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其若干写作观念的再探讨

文章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命名及由此而来的争论和置疑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写作观念进行了再探讨,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有:文学史写作所依据材料的真实性及其确认,非主流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及其与主流文学的互动关系,文学经典确证在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性。

“当代文学史”的莫言书写——从陈晓明两版《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说起

"当代文学史"的莫言书写,呈现出无法有效阐释的危机:或是认知错乱,或是极度失语;莫言成为一个巨大的意义缺失。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当代文学史"陷入极大的自我反讽中。陈晓明对第一版《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修改,是对莫言获奖的回应,它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发现问题;与其说要改正观点,不如说要更新观念。"当代文学史"无法有效阐释莫言的艺术经验并提取为文学史意义,这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余华书写:“史”的建构与阐释差异——以洪子诚、陈思和著为例

余华的富有争议性是"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一个挑战。洪子诚和陈思和著的余华书写是两种代表性的"历史化"方式。从"一体化"到"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与从"共名"到"无名"的文学史观,是洪著与陈著书写余华的最终依据。前者去繁就简和搁置个性的价值中立,非乐观、非进化论的价值倾向,体现为对余华一定的意义抑制;后者强力性文化阐释和个性化、学术化倾向,乐观的、进化论的价值取向,则体现出对余华极度的意义阐扬。洪、陈二著的差异,表明了难以对余华作文学史的"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