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解读——兼论“当代诗歌”副文本研究的多维向度

郭小川20世纪50-60年代的情书与情诗,既存在相似性或变异性,又存在内在的互补性或差异性。对其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分析,可以有效观察"当代诗歌"正副文本之间内在的复杂关联,拓宽诗歌"正文本"的阐释空间。由此出发,可以从副文本资料的分类梳理、价值重估与问题探究等多重维度入手,反思"当代诗歌"演进进程中的独异现象与复杂问题,推动"当代诗歌"研究在新的向度上再出发。

诗歌形象修复与重构的向度与难度——以“当代”诗歌广告为中心

1949-1966年的诗歌广告从诗歌价值指向、诗风、诗情、诗语和诗体等维度,修复与重构了"新的人民的诗歌"唯一"正统"与"合法"的形象,别样的形象元素彰昭了"当代"诗歌的新面相与新气象。不过,"当代"诗歌广告文本在生产与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了编码方式模式化、意识形态话语操控和难以祛除的文本"匠气"等问题,"当代"诗歌形象的构筑在特定的向度中艰难展开。

“当代”诗歌“倡懂”写作的合法性建构

"倡懂"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诗坛引领潮流的诗歌写作风尚。"懂"的诗歌主流地位的合法性建构、确立与巩固,经历了一个复杂与艰难的过程。"当代"媒介构筑的巨型"意识形态"压力场,有力地摧毁了"反懂"诗歌的生存根基,消解了"懂"的诗歌合法性认同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当代"期刊开辟"工农兵"诗歌专栏和官方隆重推出"工农兵"诗人诗集,有效地修正了"懂"的诗歌的"负面"形象,拓宽了人们对"懂"的诗歌合法化认同空间。自主培育"工农兵"诗人和掀起朗诵诗运动,极大地提升和巩固了"懂"的诗歌写作的合法地位。

“当代”诗歌生产与消费中的“倡懂”现象

20世纪中国"当代"诗歌的生产与消费中,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倡懂"潮流,"懂"不仅是"当代"诗歌生产的重要标尺,也是"当代"读者一种强烈的阅读期待。这种潮流的生成与壮大,一方面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当代诗歌理想范式的建构紧密相关,同时还与国家权力主体实施诗歌意识形态属性监控密不可分。"倡懂"现象的普泛化给"当代"诗歌发展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