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待——论中西医学的交流与结合

为探讨中西医学能否结合、怎样结合等问题 ,从“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等哲学命题展开 ,就这两门医学科学的哲学主导思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察其异同 ,求其辩证统一 ,引出中西医学是可以结合和理应结合的结论。

不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美学学科“类”定位的超理性文化思考

形而上和形而下都属于理性掌握世界的方式。然而美恰恰不在理性所可掌握的范围之内。美是超越了人的感性欲望、冲动、社会的理性价值、异化限定后的一种超理性存在。因此,美学所面对的是不可实证的对象。当形而上或形而下美学不顾及这一思维类型上的范围差异,而以哲学和逻辑的方式思考美时,美便被纳入了永不可解的悖论之中。认识美只有跳出形而上与形而下所圈定的思维窠臼,建立一种与其它认知方式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找到真正认识美的思维切入点。

“形而上”与“形而下”——对当今建筑形式标新立异的反思

针对当今建筑形式标新立异的现象进行反思,通过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哲学比较,指出建筑仅追求形而下带来的许多后果,最后指出在进行建筑创作时,要让建筑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

室内设计中“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思辨

由辩证逻辑的观点出发对室内设计中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范畴进行了概述。由认识论具体分析了室内设计中的两者的逻辑关系——两者之间既有本质区别又是缺一不可的整体,是整个理性设计思维的全部内容与构成方式。设计中"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思想使设计陷入抄袭模仿的媚俗境地;由概念先行原则阐释关于室内设计正确的认识与实践方法:即从"形而上"到"形而下",设计走向创新。进而揭示了设计中,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过程是一个正确有效的理性过程。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峙——论中、西医学的不可通约性

从科学多元的基本理念出发 ,将科学知识区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大类 ;继而围绕中、西基础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 (范畴 )体系三要素展开 ,具体论证两大医学体系分属形上科学、形下科学 ,具有不可通约的特性 ,认为人类的医疗卫生保障需要中、西医的共存。

教育本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追问

法国教育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把人喻为芦苇，是强调其生命的脆弱性。但同时，我们又具有生命的延展性，这种延展性便是文明的传承、意义的创造、社会的递进。因此，作为一个会思考的动物，生命的全部尊严便在于此。

“形而上”与“形而下”

电视界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即内容为王。此话固然不错，尤其是在单向传播电视时代，为内容所服务的形式，就是使尽浑身解数也就那么几种：要么纪实，要么画面加同期声，要么现场直播，但即使是现场直播也还是单向传播，观众所看到的现场，都是导播为你选择好了的“现场”。于是，多年来电视都在“形而下”的老路上发展。

什么是“形而上”与“形而下”?

《周易.系辞》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指无形或未成形体的东西,“形而下”指有形或已成形体的东西.自《易传》提出了“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一对概念以后,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关系的争论,自汉唐以来一直是哲学家争论的焦点.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

形而上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形而上学者的理论旨趣是构建超时空的永恒真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蒲鲁东、杜林、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费尔巴哈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的理论都具有形而上学性。蒲鲁东沉溺于追求经济学中的“不变规律”和“永恒原理”,杜林迷恋于制造“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于建立“永恒正义的王国”,费尔巴哈执着于阐释适合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的道德准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具有重要启示。为了构建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在思想方法上破除“永恒原理”情结、“一般规律”情结以及“抽象范畴”情结,还要在研究方法上拒斥“先验主义”的方法、“还原”的方法以及从“抽象的人”出发的方法。

因果问题、逻辑与《论道》的形而上学体系

金岳霖在《论道》中建立起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个体系所运用的方法既有综合也有分析,分析工具主要是现代逻辑方法,这里的现代逻辑主要来自《数学原理》和《符号逻辑概览》。《论道》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为中国文化中最崇高的概念“道”提出了一个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理论,而且为金岳霖自己回答“休谟问题”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因此,《论道》不仅强化了中国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意识,从而成为宋明理学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峰,而且具体体现了金岳霖把哲学视为一门普遍的人类学科的态度。

金岳霖融通中西的形而上学之道

金岳霖《论道》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实现中西哲学的融通,建构一个既能够体现中国哲学精神传统又能吸收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之道的哲学体系。金岳霖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元哲学,其问题意识来源于西方哲学,其论证方式来自西方哲学与逻辑学。但是,由于“道”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及价值信仰方面居于核心地位,金岳霖建构的形而上学之道显然是立足于中国哲学的。金岳霖坚持以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哲学范畴为基础,通过一系列西方逻辑体系的论证,最终建构了一个以传统中国哲学范畴为基本框架、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体系。不能仅仅将金岳霖的《论道》理解为民族文化、情感归属的需求,他同时也是站在时代和人类的哲学思考高度,通过融通中西哲学以解决现代形而上学重建的问题,其形而上学之道具有回应人类普遍哲学问题的世界现代哲学意义。

从第一哲学转向“形而上学经验”——阿多诺重构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辨析

阿多诺否定了传统上的第一哲学,把形而上学和经验科学结合在一起,形而上学由此不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玄思,而变成关注人类生存境遇的哲学。阿多诺试图通过“形而上学经验”的概念建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必须关注人的生存体验。但是关注生存体验不是要从绝对性出发把这种体验观念化,而是要关注生存斗争中肉体被压制的特点。而关注生存体验也不能丧失超越的维度,形而上学经验既包含了超越的维度,又包含了经验的维度,并把二者结合在了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说,形而上学经验也是在现实中所产生的对幸福的期待,这个被期待的幸福既是超越性的,又有客观基础。毋庸置疑,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关注人的吃喝住行的经验生活的物质基础开始的,也包含了对共产主义的期待,阿多诺关于形而上学经验的思考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中西形而上学语言的自否定向“语言学之后”生成

中西形而上学的语言都表现出固有的自否定倾向,但又有不同的风格。西方形而上学是逻辑意义上的自否定,即逻辑系词“是”的存在论必然会遇到自身的语义悖论,显示出语言在其根本处所隐含的辩证本性。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则是意会中的自否定,即在起点上就是从悖论开始的,但并不在乎逻辑,而是深入到悖论底下不可言说的隐喻,因而具有反语言学的语言倾向。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必须以语言本质中的这种自否定结构为中介,一方面借助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而将语言的非逻辑功能容纳于逻辑功能之中,以超越“物理学之后”的片面性,另一方面使中国传统诗学的“言外之意”成为“元语言”之内的本质要素,以摆脱“伦理学之后”的局限性,由此而生成一种以语言的自否定这一辩证本性为动力结构的“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

“真”作为形而上学紧缩的弱性质

“真”是性质吗?为了解决这一真之形而上学问题,紧缩论运用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消解真之性质的形而上学地位。这具有一定的方法论优越性,但紧缩论的形而上学疑难依然存在。霍维奇极小主义真理论作为紧缩论的特殊理论分支,创新性地回应了真之形而上学问题,“真”是归属于命题的形而上学紧缩的弱性质。真之形而上学紧缩实质上是一种理解真之形而上学问题的特殊方法论。然而,这一方法论受到了不稳定性论题的挑战,霍维奇修正真的方案对此进行了辩护。基于此,我们可以从性质自身的本体论承诺方面把真性质看作是真谓词的影子,优化真之形而上学紧缩的方法论。“真”作为独一无二的性质,可以在缺乏相应“性质”作为其指称的条件下被具体地应用。

破除“抽象统治”的双重逻辑进路——《资本论》的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资本主义社会,抽象权力由天国降至尘世,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结成“神圣同盟”,二者一道实现了对人的双重“抽象统治”。为破除“抽象统治”,马克思将致思旨趣转向“此岸世界的真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了“抽象统治”的内在机理:商品、货币、资本等社会的“物”的存在,掩藏了存在背后的“形式规定”,亦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关系。在揭露这一机理的过程中,《资本论》贯穿着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逻辑进路,且二者形成了互构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现实历史的科学揭示,为在形而上学层面破解存在秘密奠定了实证基础;形而上学批判则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明确了前提、对象和方法。在这种高度统一中,马克思开辟了终结形而上学和资本逻辑双重“抽象统治”的“新唯物主义”道路,为人的自主活动和自由解放指明了历史方向。

威廉·施特恩的形而上学人格主义

威廉·施特恩认为,只有当形而上学存在时,科学和价值哲学才会存在,因此,应充分地阐明价值领域的内在有效性和规范。他在发展其价值哲学时,从“先验价值理论”入手,认为主体自身与价值相关联,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关于“自身价值”“辐射性价值”和“服务性价值”的区分,为施特恩的价值哲学提供了决定性的方向。“自身价值”概念是其价值哲学的关键,在他看来,以自我为中心是所有价值学的基本事实。在其中,价值内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处于价值宇宙中心的人确认其自身的中心价值和非中心价值的行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再研究——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形而上学方法质疑的回应

“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方法。前者是资产阶级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后者是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方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质疑马克思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马克思通过论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唯物辩证法,表明其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而非形而上学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具有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自觉,通过揭示资本的本质及其演绎规律,论证资本主义必将终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表明《资本论》是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的典范之作,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需要从跨学科的研究空间对其进行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

王弼“德”论及其形而上学基础

王弼“德”论根植于老子以来的道家形而上学传统之中,又实现了对老子形而上学的倒转。老子的形而上学从最高概念“道”往下展开,通过“自然”“德”等一般概念贯穿于其伦理学,呈现出对伦理道德否定或贬低的倾向。王弼从经验的“有”出发,抽象为“理”,统归于“无”,实现了自下而上对老子形而上学的倒转。王弼哲学中的“有”涵盖人的道德品质、情感、欲望,结合“理”“无”等概念,为伦理道德构建了新的形而上学基石。“无”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对众“理”具有统摄作用;在道德实践的意义上,则展现为“无为”。王弼“德”论会通儒道,重新肯定了社会生活中道德品质的意义和风俗的价值,并展现出基于道家形而上学以克服儒家伦理学弊端的理论特征。

比较“模型”与“圆教”标准:牟宗三“境界形而上学”的多维意涵

在中西哲学、儒道佛哲学比较研究中,为把握不同形而上学的理论实质,牟宗三以“本体特性”与“本体功用”为理据区分了“境界本体”与“实有本体”、“第一序本体论”与“第二序本体论”,以“体用关系”为理据区分了“第一序体用论”与“第二序体用论”,并以此将不同形而上学划分为“境界形态形而上学”与“实有形态形而上学”两大类型,建构了“境界形而上学”的理论系统。他始终基于“两序本体论”与“两序体用论”的理论模型,来评判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是否有资格称为“圆教”以及属于何种“圆教”,故而“圆教说”也应纳入“境界形而上学”的论域之中。“境界形而上学”有其特殊的立论基础、理论架构与思想旨趣,是深入把握牟宗三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的重要依据,也提供了内在把握中国形而上学义理特质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