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

先秦“循吏”施政特征探析

秦以法家为指导思想,贤能多出于法家。汉朝吸取秦亡的教训,将"循吏"作为官员为政的至高评价,先秦时并未形成行政能力评价的统一标准,探讨先秦"循吏"的理政特征、做事风格与处世态度,挖掘"循吏"施政的共同特点,有助于探讨中国古代贤人政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代才士的“循吏”情怀——蒋士铨剧作《采石矶》浅析

蒋士铨《采石矶》一剧以李白醉写及捧砚、脱靴等为题材,既体现出蒋氏的史官秉性,又折射出作者的某种创作心态,借以抒发自己一生难以割舍的"循吏"情怀。蒋士铨对汤显祖、李白等前贤名士的追慕不仅仅止于诗文,更是对他们血性丈夫之气的坚守。

宗教文化对《剪灯余话》的影响

宗教文化对《剪灯余话》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的，对艺术形式的影响具深层次趋势，宗教文化成为结构作品的框架、情节发展的动力；对思想内容的影响，表现出唱和儒家文化，成为伦理教化的辅助手段。宗教文化影响《剪灯余话》的根源在于作者的“循吏”情怀和文士趣味。

论清代戏曲中的“循吏剧”及其文化成因

清中后期,表彰"循吏"事迹的"循吏剧"大量涌现,虽然很少上演,但并不妨碍其成为士人文化的重要载体。"循吏剧"的出现与士人的"循吏"理想、清中后期的社会现实以及戏曲艺术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等密切相关。"循吏剧"中的"循吏"不仅具有社会身份,同时还具有文化身份。通过考察"循吏剧"的功能形态与文化渊源,可以更好地了解清代士人阶层的文化动向。

中晚唐循吏观念的复兴与书写

中晚唐政治文化中出现汉代"循吏"观念的复兴,表现在文学领域便是"循吏"书写。初盛时代,政治文化中重文儒之礼乐化成,轻视实务,排斥案牍,文人儒者多不愿任州县官。安史乱后,重建政治秩序为首要,文儒的理想失去现实基础;州县凋敝,亟待复兴,遂带来制度到观念之极大变化。政能受到重视,地方官的作用得以突出。大批文人儒者出任地方官守,乃以古"循吏"或"良吏"建立自己的身份及价值认同,由此带来了中晚唐"循吏"观念的复兴。这批地方官以"循吏"观念与视野书写,形成了中晚唐文学的"循吏"书写现象与书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