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商的刑事责任边界——以“快播案”判决为切入点

目前有关网络服务商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够明确,刑法理论研究与判例总结不够充分,致使网络服务商刑事责任边界不清,代表性的案例有"快播案"判决广受质疑,腾讯等网络服务商恣意屏蔽、删除公民微信、短信内容损害了部分网民的言论自由权等。网络服务商可以分为信息(互联网)接入/传输服务提供者、信息缓存服务提供者、信息存储服务提供者以及信息定位(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商对于用户生成、上传的信息内容不负有一般性的审查监控义务,仅负有事后"通知—移除"的民事、行政责任,例外情况下承担刑事责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否成立,取决于网络服务商是否提供专门供他人实施犯罪的技术支持与帮助,是否深度参与他人的犯罪活动。

法庭话语减责策略应用的个案分析——以“快播案”为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方向,要求侦查、起诉和辩护等各诉讼环节都必须围绕审判来展开。这一要求不仅从程序上确保了司法公正,也是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新常态。在这一背景下,"快播案"正是以审判为中心进行诉讼的一个范例和有益尝试。以Martinovski的减责策略为理论指导,分析"快播案"中控辩双方所使用的辩护策略,对"接受""预防"及"反击"等三个话语步骤的实现过程进行描述与阐释,可以进一步明晰法庭话语减责策略在个案中的应用,从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

“快播案”中的刑事法理分析

网络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涉及刑法中的"中立行为"。运用客观归责理论否认中立行为违法性的观点,割裂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关系,混淆了"技术开发"和"技术运用"的行为属性。在"快播案"中,快播公司及其责任人员滥用P2P技术,使公司内部服务器成为淫秽视频源,提供检索和播放服务,并通过文件碎片技术、虚置信息审查机制等方式逃避监管,符合《刑法》第363条规定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在网络技术滥用的法律应对中,应完善前置性的技术操作规程,衔接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使法律在犯罪风险控制和互联网创新保护中取得平衡。

基于社会责任理论谈敏感事件的媒体报道——由“快播案”谈起

本文以"快播案"为案例,分析了敏感事件的特点,并对"快播案"的传播路径和不同类型媒体报道加以分析、总结。阐述了媒体对敏感事件报道的重要性,并通过对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的梳理,探索未来媒体对网络敏感报道所应该遵循的准则和注意的事项。

从叙事交流看“快播案”的庭审微博直播

庭审微博直播是随着微博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庭审直播形式。从叙述学角度看,庭审微博直播也是一种超媒体叙事行为。庭审微博直播与传统庭审无论在外部环境还是活动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2016年初的"快播案"作为庭审微博直播的典型样本案例,与传统庭审"有限叙述"、"单一叙受述者"的特点相比,出现了"叠套叙述"、"多元叙受述者"等新特点。由此我们需要反思庭审微博直播在司法公开和受众传播与反馈方面所产生的叙述影响。

网络片面共同犯罪的制裁边界:兼议“快播”案

我国主要采取犯罪共同说,对片面共同犯罪持谨慎立场。共同犯罪的网络异化导致片面共同犯罪陷入理论和司法适用困局,司法解释和立法修改先后共同促成制裁网络片面共同犯罪的新格局。网络运营商和服务提供商明知负有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仍积极提供网络帮助或放任不管且造成法律所不允许的风险时,具有实质的可罚性。但应根据主客观要件综合判断网络正常业务行为的处罚边界。依法公开审理"快播"案昭示制裁网络片面共犯的司法导向。

“快播案”中的刑事法理分析

网络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涉及刑法中的"中立行为"。运用客观归责理论否认中立行为违法性的观点,割裂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关系,混淆了"技术开发"和"技术运用"的行为属性。犯罪构成要件承担着禁止性评价的规范功能,行为对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符合性是刑法归责的依据。在主观要件认定中,行为反证和司法推定是判断网络技术犯罪主观故意的重要方法。在网络技术滥用的法律应对中,应完善前置性的技术操作规程,衔接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使法律在犯罪风险控制和互联网创新保护中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