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天道”:解释史上的思想角力

《:论语·公冶长》中的“性与天道”问题,由于子贡的“不可得而闻”,而成为千古聚讼的问题。在玄学视野中,何晏把“性”与“天道”解释成“自然天性”“,天之自然之道”,在“自然者,道也”的道家思想的判断框架中,使道家形而上学与儒家礼乐教化结合起来,实现儒道会通。在理学视野中,朱熹用一个“天理”,去贯通“性”与“天道”两个思想维度,把孔子的思想纳入理学范畴之内。而清代的刘宝楠则以经史证经,把《易》与“性与天道”结合起来,以《易》解“性与天道”。

玄学、理学对《论语》学的拓展

《论语》学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由于《论语》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对现实的"应世随感"式的言论,而作为"垂轨万代"的经典则须作进一步理论拓展。魏晋、两宋是《论语》学的两座高峰,玄学、理学对孔门弟子不闻的"性与天道"作出一系列创造性诠释,从而推动了《论语》学的发展与内圣之道的建构。

性理学的学术建构与哲学精神

中国古代"性理之学"原本专指宋明理学,但又可理解为以"究天人之际"为目标的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典型形态和最高阶段。文章通过玄学、理学关于性理学说的建构过程,探讨了这两大学术思潮在性理学说方面既传承、又发展的学术理路与思想脉络,并进一步揭示了性理学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精神特质。

从“创造性诠释”到“还原性解读”——关于宋明理学张载《西铭》诠释模式的反思

关于《西铭》的代表性诠释有两种:一种是程朱理学以“理一分殊”说来诠释《西铭》之旨;一种是明代以来以“万物一体”说来诠释《西铭》之旨。尽管以“理一分殊”和“万物一体”这两种观点诠释《西铭》之旨都有其意义,但也都有其弊端:他们对《西铭》主旨的揭示与张载的原意有所游离。从张载《西铭》本身思想形成进路来考察,以张解张,进行还原性解读,才能更加靠近张载的本意,在此基础上进行诠释,更能体现《西铭》思想中“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义理指向和“民胞物与”的理想境界与价值关怀。

汉魏晋学术的走向与玄学的兴起

汉魏晋学术的走向是在“同”与“统”、“变”与“常”的纠结中向前推进的。不论是“三同”还是“一统”,天、道都是既变又不变 ,儒家天道必须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百家之统合其实不在于学派的门户 ,而在于是否能够从理论上说明致极归一、以一会众的道理。玄学作为儒道兼综而搅起魏晋学术变革波澜的产物 ,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孔、老二圣会通起来。儒道轮替交织 ,“三玄”因变而兴起。“性与天道”玄之又玄 ,但玄虚亦需要周乎时变 ,从而走出一条既不回避孔老的对立冲突、又能将双方引向互补共济的新路。

经学与玄学之间——论汉魏之际的儒道合流

汉魏之际,学风大变,从章句训诂的经学一变而为谈玄析理的玄学。这思想变迁之间存在着一条内在理路,也就是汉末经学自身理论困乏,由此带来儒学对理论性资源的渴求,进而促成了对道家思想的引进。这肇始于对烦琐经学的不满,经由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及对经学诠释的改造,儒道思想的合流之势逐渐扩展,最终造就了魏晋玄学的新思潮。

“言意之辨”与宋明理学

以“言意之辨”的方法,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构“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弘扬儒学精神,是宋明理学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综合创新的深层原因,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二是“圣人体无”的本体直觉方法;三是“辨名析理”的逻辑建构方法。

“性与天道”问题与宋明理学分系

"性与天道"问题是中国本体论哲学的基本思想资源,在孔孟以后却被儒家所丢弃。魏晋玄学家以对性与天道的新解走出了沉闷的汉代天人之辨。唐宋以后儒家的复兴实际上是"复性",理学家由复性开始了对性与天道的自觉体认。他们既接续了性与天道的源头,又因对复性的不同把握而开发出不同的本体范畴,推演出不同的理论体系。胡宏总结"五子"的"性"论和儒家传统的"尽性"要求,以"成性"解"尽性",并最终建立起区别于气学、道学(小理学)及后来的心学的性学理论系统,中国哲学发展由此有了整体的"理学"。

宋代七子从本体论方面对天人一道的建构

介绍了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胡宏、朱熹、陆九渊等人在本体论建构中有关"天人一道"的主要观点,分析了他们在认识上的相互影响和承继关系。

顾炎武的经学批评

顾炎武的经学批评周文玖顾炎武的经学批评，针砭宋明陆王心学之弊，对扭转清代经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价值不容忽视。一、对陆王心学的批判顾炎武对陆王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首先，他认为明朝的灭亡，陆王心学要负主要责任。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

试论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

张载是具有唯物论宇宙观的理学家,他的唯物论宇宙观与其整个理学体系存在着不相侔合的矛盾。“天人合一”思想蕴含着这种矛盾的基因。本文通过对张载“天人合一”思想及其与整个理论体系的联系的分析,试图揭示张载理学的内在矛盾。

顾炎武的经学批评

顾炎武的经学批评,针砭宋明陆王心学之弊,对扭转清代经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价值不容忽视。 一、对陆王心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陆王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首先,他认为明朝的灭亡,陆王心学要负主要责任。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

郑玉教育思想新探

郑玉教育思想新探刘桂林郑玉（１２９８—１３５７），字子美，徽州歙县人，人称师山先生。郑玉早年在淳安曾拜融堂一支的《春秋》大师吴暾、夏大之，洪震志为师，学习陆学三年，并同这一支另一著名学者洪颐往复讨论。延佑年后，洪颐与郑玉”再见于钱塘，师山已为朱子之学...

何为理学

一、理学之名辨析关于理学,大致存在三种表述方式,即“新儒学”“道学”和“理学”。“新儒学”这一概念主要通行于英语世界,不过,用“新儒学”指称理学,同时也折射了理学和儒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历史地看,理学一方面承传统儒学,另一方面又使儒学取得了新的形态。以道学指称理学,在《宋史》的《道学传》中得到了比较具体的体现。《宋史.道学传》把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朱熹等理学主要人物都列入其中。可以说理学是先秦以来儒学关于性与天道问题讨论的延伸、继续与深化。

唐宋时代的經学思想—經典釋文、十三經正义等書所表現的思想体系

(一)引言自西汉以后,經学上有今古之分;自魏晉以后,經学上有南北之分;到隋唐时代,因为統一了南北,于是經学上的南北分別在表面上泯沒了,而今古学的歧異也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現。今文經学是儒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流派,它是齐学和魯学的宗傅,魯学本以子思、孟子为大宗,思孟学派是盛唱五行的,发展变为鄒衍的阴阳五行学。

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必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否则,它将是零乱的不成系统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多立足于社会现实,以求得个体和种族以及社会得以更好地蕃衍和发展,这是生命体的生命机制最基本的显露,它是必要的.但这一情况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这些思想家们,尤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大师们,对于宇宙的形成和构造很少做哲学的抽象思辩,缺乏本体论的论述,正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的条件,我国古代就没有含本体论成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到了魏晋南北朝,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如异军突起,应运而生,它使“我国学术由此而发生重大的变化,……给与过去学术思想一个新的组合,或构成了某种新的联系使魏晋时代的思想表现特殊的精神.”生活在南朝齐梁时代的刘勰,深受玄学的影响,并以玄学的本体论指导《文心雕龙》的创作,构建它的理论框架. 魏晋玄学具有很强的抽象思辩能力,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融合儒道,论述的中心是“本末有无”的问题.“本”就是“无”,就是“体”,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或“一”;“末”就是“有”,就是“用”,就是现实存在的一切.就玄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曾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有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天派”,有向秀、郭象为代表的本末不二派,有裴頠等的“崇有派”等等.给予刘勰影响最大的是王弼的理论.王弼哲学本体论是从《老子》借来的,但有改造.老子主张“举本息末”(王弼《老子指略》:“《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而王弼则偏于“举本统末”(王弼《论语释疑·阳货》释“予欲无言”:“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前者把本末分为二,后者认为二者不可分:末为本运化而生,因而明本(即体无)必须研末(即察有). 下面就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看法.

《宋明理学史》的撰著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论述宋明时期理学发展历史的专著。本书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性与天道”是其中心论题,它既是哲学问题,又涉及政治、道德伦理、宗教、教育等许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