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意识-行动”框架下国家安全治理的模型假设

国家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治理理论谱系的协同理念与安全化理论的“主动发声”契合了国家安全事务的实践性需求,在“安全、安全感和安全化”的概念向度上,形成了审视安全状态、安全感知和安全行动的“情境—意识—行动”分析框架,三者交互建构的过程嵌套着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对象、观念和政策行动。其一,在安全治理对象的识别与阈值范围的讨论中,源于安全与风险的差值关系以及政治化与安全化的动态均衡关系,公共事务进入安全议程的边界具有“临界点弹性”特征;其二,在主导型政府范式中,安全治理主体呈现“能力>状态>感知”的安全观格局,在安全秩序与安全服务的供给上呈现“序列偏好”;其三,在安全治理的政策过程中,政策环境、政策意识和政策选择的倒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上端,政党、政府和社会的科层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下端,前者随着信息流、资源流和权力流自上而下的滴漏呈现漏斗效应,后者随着政策执行的层层传导不时出现加码转嫁、目标偏移及反应性治理等科层效应,二者形塑治理行动的“沙漏模型”。

情境、意识与行动:国家安全治理话语体系的基本面向

国家安全的维系与保障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尺。国家安全概念的界定历经“状态”说、“状态—感知”说、“状态—能力”说及“状态—感知—能力”说。映射到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表现为情境、意识与行动的三维架构:在数字时代、全球化背景下,安全风险在国际与国内、传统与非传统领域间的相互转化、溢出、演变等特性日益突出,风险治理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在治理情境端凸显“总体性”症候;在总体性的情境下,如何有效地把握治理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成为治理体系中的道德自觉与理性觉识,“人民性”的意识架构既是锚定风险终端的治理要求,也是治理发轫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原点;在情境识别与意识觉识的基础上,行动端则聚焦于“协同性”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行动,在服务行政范式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明晰协同性要件与条件、识别协同性的限度,在时间、空间与安全事务的供需关系中,不断调适治理行动以回应总体性与人民性之要求。

行动情境:IAD框架下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乡城情境分析

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存空间可划分为农村行动情境与城市行动情境,这有助于描述与研究农民工的行动选择与生存状态。基于影响行动情境的内部变量和应用规则对农民及家庭的行动选择、结果以及影响进行深入解析可以发现:在农村,传统农业转型缓慢,农业现代化滞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在城市,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户籍"坚冰"难破,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民想留却留不下。在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工通过家庭化迁移来实现家庭弥合并非易事,不得不处于"半市民"状态,家庭处于离散状态。

生源竞争中的行为逻辑与应用策略——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高校生源质量的现实诉求促进了生源竞争问题的研究和生源竞争理论的发展。已有研究把生源竞争视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忽略了生源竞争中不同主体的利益结构与互动关系。借鉴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我们将招生制度改革及政策调整作为生源竞争行为的外生变量,将生源竞争行为理解为高校及考生在行动情境中的相互作用,依据高校和考生两个主体的行为选择及互动结构,建议高校完善招生应用策略,完善兼顾宏观和微观要素的综合招生宣传体系,提高生源的有效配置。

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评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已经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并在实践中日益广泛地应用。那么如何实现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提出的八项原则呢?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为自主治理体制的构建、调整与改善提供了相应的指导。在整个框架中,行动情境最为复杂和重要,致力于解释参与资源治理过程的个体在既有信息和控制力下基于一定身份所采取的行动对治理结果的影响。应用规则约束人们在行动情境中的行为,其改变不仅导致行动情境内部结构的变化,还能使整个制度框架结构发生变化。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在奥斯特罗姆近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下,逐步趋向完善。本文对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最新发展进行了补充性介绍,以增进国内学术界对此理论成果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