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强先生对“成都”得名研究的贡献

任乃强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连续发表了《成都》《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两文。他是继北宋史家以后第二个解释成都名义的,引发了关于“成都”来源和涵义的研究,有益于成都的发展。在这方面,任先生是引导者,贡献极大。之后,在有关成都历史的介绍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多采用了任先生的说法。任先生学识非常渊博,却决不故步自封,在关于“成都”得名的研究中,堪称“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不过,任先生撰写、发表两文时,年已耄耋,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所以他在《成都》一文的文末特别注明“未暇翻检书史,详作考证”。可叹的是,许多对任先生文字的引用者“懒”得去翻检书史,核对古籍原文,以致沿袭了任先生文字的某些舛误。

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

关于"成都"的得名有许多见解,体现得更多的是浓厚的古蜀文化人文情愫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它的意义更主要是体现在军事上。作为征服者的秦国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灭亡了蜀文字,他们为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取名"成都",这个名称就一定没有古蜀文化的因素而只有中原文化的因素。秦国占领蜀和巴的主要目的是从军事战略考虑的,由"丁"和"戈"组成的"成"字体现的是军事意义,这是秦文化也是中原文化,是征服者的心理满足。

从三星堆发现大古城论何时有“成都”——五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古蜀后

近几年,在广汉三星堆、广元昭化相继发现了古蜀国古城,这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都是没有记载的。成都县、成都城的出现是在秦灭古蜀后的公元前311年后"(张)仪与(张)若城成都"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既然在"成都"的50公里外已有三星堆大城,还有必要在这并不适合建都城的地方再劳神费力地去建大城吗?

再论“成都” 得名是在秦灭蜀后

本文认为,《华阳国志》中的"开明立,号曰丛帝。……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并不是"成都"的得名,而是用秦汉时期的地名去追记古蜀事迹;《太平寰宇记》中的"《史记》曰……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乃是误引《史记》,是按封建大一统的中原观念,硬要将当时还未纳入大一统体系的西南夷套进去。人谓金沙遗址的发掘将成都建城历史从公元前311年提前到了公元前611年——根据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下这样的结论。现有的资料只能证明"成都"是以中原文字命名的城市,是在秦征服古蜀后才新建立的。

论“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三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

在今人关于"成都"得名的诸见解中,存在着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最早对"成都"二字作出解释的是乐史,而蜀人并不接受乐史对"成都"的释名;"成都"得名研究中浓厚的乡土情结作祟,使其见解体现得更多的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而是浓厚的古蜀文化人文情愫;"成都"两字是中原文字,得名研究是绕不开秦文化即中原文化的。

试评李殿元教授的“成都”得名研究

最近,李殿元教授连续刊发"五论"系列文章,认为"成都"之名是在秦灭蜀之后,是由征服者所取的名称,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军事上和征服者的心理上。此论点有理有据,颇有新意,很有说服力,可备一说。

“成都粘土”的成因、物源、时代及其古环境问题

"成都粘土"由Thorp和Dye于1936年命名,用以指示分布在四川盆地西部、西北部丘陵及高阶地上的含钙质结核粘土。Thorp和Dye并提出,"成都粘土"可能是遭受风化的风尘堆积。在四川盆地西北部,发育完整的第四纪粘土剖面,自上而下可分为三层:"成都粘土"、褐色粘土及网纹红土。在Thorp和Dye之后的70多年间,"成都粘土"成为土壤学家、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所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但是,"成都粘土"的成因、物源、时代及其古环境意义,以及"成都粘土"与青藏高原黄土、黄土高原黄土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争论的、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成都粘土"作为可能的风成堆积,针对其的研究,对认识和了解地质时期,尤其是冰期和冰消期四川盆地西部及其周边地区风向、大气环流格局及强度,以及风尘源区的植被覆盖及干旱化等古环境变化是十分有意义的。此外,"成都粘土"及其下伏的褐色粘土和网纹红土是著名的超固结性、胀缩性和裂隙性粘土,对于这一特殊土体的研究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就有关成都粘土的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如下建议:1.深入调查成都粘土的分布范围及其地貌分布特征;2.开展成都粘土的精细年代学研究并建立标准剖面;3.褐色粘土和网纹红土的成因及物源的深入研究;4.确认"成都粘土"、褐色粘土及网纹红土三者间的关系及可能存在的沉积间断;5.阐明"成都粘土"与川西高原黄土、黄土高原黄土之间的物源关系;6.重建"成都粘土"的风尘传输过程及机制;7.探索各层粘土的成因及后期风化改造对其超固结性、胀缩性和裂隙性发育的影响。

农村土地流转的公平与效率性分析——以“成都模式”为例

从公平和效率的视角对农村土地流转"成都模式"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分析该制度的公平与效率性,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在实践上对促进农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剩余劳动力等有重要的作用。以"成都模式"为出发点,对其影响因素、政策定位进行了判断,针对土地市场、土地产权、社会保障、政府行为和行政执法与监督等5个方面开展价值取向分析,总结出"成都模式"在农村产权制度、融资模式、耕地保护-社会保障-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经验,并对其特殊性进行了判断。

从“成都发布”看地方政府微博的发布策略

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浪微博开设的官方微博"成都发布"是国内最火的政府机构微博之一。通过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对该微博的定位、经营团队管理、发布规律和发布内容,以及与公众的互动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成都发布"定位清晰,透明度大,公信力较强。"成都发布"的主要特色与表现是开放、权威,以真诚的态度面对公众;内容丰富,结合公众需要;言语平民化、网络化和活泼化;注重与公众的交流,诚信看待公众的意见和评论,努力为公众解决问题等。

日本文学中的“成都”都市景观书写

日本文人对“成都”都市景观的跨文化“观看”与书写主要聚焦在成都自然景观、成都人文景观和成都风物景观三个方面,是巴蜀文化在日本传播及影响的有力明证。其中,日本文人对成都自然景观的书写首先关注的焦点是作为千年古都的蜀都/成都的“气派”“安逸”,同时还有成都之“第一乐园”望江楼、“蜀都最繁华”之东大街、“坚固精致”之九眼桥和安顺桥以及被誉为日本“鸭川”之锦江。成都人文景观资源丰富,而吸引日本文人并令其赞叹不已的则主要是“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水光竹影城西路”的杜甫草堂、“宫中的第一杰作”青羊宫、“神圣”的文庙、“日本见不到”的惜字塔等人文景观。对成都风物景观的书写多集中于被赞为“华人的俱乐部”的成都茶馆、蜀都的交通工具轿子和花干儿、昙花一现的东洋车和马车以及展现蜀人之雅趣的花市等等。对日本文学中的“成都”都市景观书写进行美学层面的理论烛照,可知其具有地域化、景观化、文化化、多元化、奇异化、他者化等特质。

论蒲江“成都矛”解读中的几个问题——六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后

近期,蒲江战国船棺墓发现了刻有"成都"二字的青铜矛,引起热烈讨论,出现若干误读。"西控成都,沃野千里"不是出自《战国策》,而是《明实录》;1985年雅安发现"成都矛"已经"将成都历史的年代上限向前推了200年",蒲江"成都矛"只能是对雅安"成都矛"的研究结论进行印证;最早在文献上记载专指古蜀区域内的都市"成都"的,不是《战国策》《蜀王本纪》,而是《史记》;蒲江"成都矛"与"巴蜀图语"印章同时出土,说明在秦统一古蜀后的战国晚期,以秦文字命名的"成都"不仅出现了,而且已经得到原古蜀地及秦地居民的认可。

基于内容分析的政务新媒体传播路径研究——以政务微信“成都发布”为例

政务新媒体的传播能力和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本文选取政务微信"成都发布"2019年1月至10月热文TOP50的文章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深入分析发布内容的主题、类型和形式等特征,总结出用户需求满意度与内容质量正相关,并从主题需求、受众差异和新技术应用等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多通道智能化剂量仪在成都剂量体模上的测试及应用

介绍了可测定 10个点辐射剂量的智能化仪器在成都剂量体模上的测试及应用。该仪器采用微型半导体探头作为辐射探测器 ,用于ICRU命名的“成都剂量体模”及仿真材料的 15 0kV～ 15MVX线及13 7Cs ,192 Ir ,60 Coγ射线的辐射试验 ,放射治疗中配合剂量体模在中、高能谱范围能进行三维适形放疗的剂量体积分布测量 ,以及对三维治疗计划系统剂量分布进行检验。

“成都通实践教学”:高校地方文化教育创新尝试

成都大学开设的"成都通实践教学"是将地方文化引入高校教学的人才培养课程。该课程通过复合型课程体系,独具特色的配套教材,科学严谨的实践环节和丰富多元的课外教学,使当代大学生对地方文化、民俗风情和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形成系统认识,便其实践运用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这一课程将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地方及文化传承职能较好地结合起来。其设计思想、实施模式可以为其他高校开设地方文化教育课程提供参考借鉴。

关于“成都造”的近虑与远思

1998年9月,“成都造”风廉蓉城,现在,“成都造”作为成都工业企业及其名优产品的一个集合概念,已被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作为代表成都工业整体形象的一杆大旗,已由成都工业的排头兵打出来了,作为成都商品在市场营销中的一块联合品牌已开始在全国叫响。那么,如何让“成都造”这杆大旗打下去并让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视阈下的教育治理研究——来自“成都经验”的制度分析模型

城镇化过程中,大都市所辖的超规模人口与城乡的强人口变动为义务教育治理带来负荷。地方政府不仅要均衡教育资源以实现变动中的城乡义务教育公平发展,更要提升治理能力以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质量提高。以"问题取向""制度分析""地方特色"为基调的教育研究观,不仅能生动地描绘出地方政府的教育过程性实践,更能为我国义务教育治理改进提供事实性依据。以"成都经验"为个案,将其纳入"观念—组织—机制"的分析框架下,使"超规模、强流动"人口表征的制度分析模型得以构建。研究表明,"全域成都"的观念制度将城乡义务教育融入圈层的整体网络之中,"市域统筹"的组织制度打破了区县之间的"地方主义""各自为政","四类一体"的机制设计激发了地方教育治理创新活力。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有效治理,观念共识、合理统筹、创新机制成为重要的路径选择。

浅析网络舆情传播中的“反沉默螺旋”现象——以“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为例

"反沉默螺旋"作为一种与"沉默螺旋"相背的传播模式,在当下网络舆情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首先探寻"反沉默螺旋"的界定,认为其为一种网络舆情传播的模式;其次,从互联网、传统媒体以及网民三个方面分析这种网络舆情现象形成、变化的原因;接着,以"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为例,分析"反沉默螺旋"网络舆情传播中的表现。最后反思"反沉默螺旋"现象的问题。

西南城市群“成都—昆明”城市链发展对策——以昭通“扇叶形”城镇团为节点

[目的/意义]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城市的核心角色日益凸显,邻近城市整合发展对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此在西南地区构建"成都—昆明"城市链就显得非常必要。[方法/过程]西南地区腹地范围较广,研究中通过对区域内中心地的布局状况,以及相互间的联系状况进行详细调研,并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展开分析。[结果/结论]研究认为,以昭通市为核心构建起的扇叶形城镇团在城镇链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该城镇团将北侧的宜宾市和南侧的赫章县、威宁县整合在一起,在城市链的中间区域形成城镇化的增长点。昭通市在构建扇叶形城镇团过程中,需要在昭通市中心地基础上,将盐津县和镇雄县发展成为次级中心地,从而在每个扇叶上都形成与邻近行政单元连接的节点。在"成都—昆明"城镇链上,要强化M区、N区和W区的发展,突破既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软区划"方式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镇体系。"沐川县—泸州市—毕节市—昭通市"组成的四边形区域要成为昭通节点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形成"犍为县—荣县—泸县—叙永县—大方县—纳雍县—六盘水市—会泽县"城市环,在城市链上形成"两端挤压、中间膨胀"的发展格局。这种创新性的城市体系格局具有较好的操作性,能够将不同层级的中心地高效整合在一起,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快速提升,研究结论在构建区域城市体系实践中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