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第一步而至千里:陆学的次第与贯彻——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说起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命题是陆九渊对自己“不著书”原因的解释,不能仅从经学或者解释学方面来理解这一命题。从陆九渊对韩愈“倒做”的批评来看,“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在其思想体系中只是先后关系而非对立或并列关系,二者之间次第严密,绝不可躐等倒做。陆九渊强调,“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须建立在“我”发明本心、涵养磨砺、道德主体圆满养成的基础上,即必须先“六经注我”,待道德本体卓然而立之后,才能“我注六经”。从“实理”到“实事”“实行”,确立与挺拔“我”之道德意识,最终落实到日用生活之践履,这即是陆学的贯彻之道。

“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对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当代启示

在中国传统治学主张与方法的发展中",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是阅读经典的一种重要方法。直到今天,这一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仍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应力求达到历史研究方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有机统一。对待经典,研读是基础,阐发是关键,运用是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主张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把握基本原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但这并不意味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文本而对其进行任意解读。牵强附会的任意解读只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现实实践毫无意义。我们必须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着力把文本的现代价值与需要解决的问题贯通起来,实现"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有机统一。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陆九渊心学诠释学思想辨析——从“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谈起

陆九渊倡导的"六经注我"不是学界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属于一种文本诠释方法,而是一种为学的路径。陆九渊对"读书"、"格物"、"穷理"、"道德本心"诸问题的分析,透显了他力图使"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统一的学术理路,而"六经注我"、"虽出古书,不敢尽信"、"发明本心"等命题以及"减担法"的提出,则表明了陆九渊心学诠释学的德性优先主义立场。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简述陆九渊的经学思想

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对传统经学采取尊重与怀疑的辩证态度,这是由他立学的宗旨和问学的态度决定的。他主张自立、自得、独立思考、大胆疑问,也因此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精神,创立了心学一系。象山经学可说是传统经学的心学化。其心学开一代学风,对推动中国学术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试论《伤寒六经病解》《伤寒启蒙集稿》《余注伤寒论翼》的关系

余景和为晚清名医,师出孟河医派、伤寒一门,其代表作《余注伤寒论翼》通俗易懂,广为流传,为学习《伤寒论》入门之书。现存余景和未刊行之《伤寒六经病解》、《伤寒启蒙集稿》两书,经考证为《余注伤寒论翼》后三卷之手稿,其中《伤寒六经病解》为初稿,《伤寒启蒙集稿》为再稿,《伤寒启蒙集稿》更具整理价值。

“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对重回马克思的借鉴价值

诠释经典一直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以往人们诠释经典过多地偏重于"我注六经",这一做法割裂了"我"与经典的深层关联,不免带有主观主义色彩。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扬弃了"我注六经"的弊端,极大拓展和提升了儒家对经典诠释的思想深度。其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我"与经典之间的本质统一关系,强调研习经典的目的和宗旨是人自身安身立命之需。这一做法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有着重要启示:不能限于"我注六经",即停留在"为学习而学习"的层面,而应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要充分肯定经典的地位,即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和思想的认真学习;另一方面,又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凸显马克思主义求解中国问题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心学基础及其解释学意义

南宋著名的思想家陆九渊开创了宋明理学的"心学"流派,经过明代的王阳明发挥和补充逐渐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哲学流派。作为"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首先是一个以"心"为出发点的心论者,其次在其关于宇宙和"心"的基本关系的导引下,着重强调"六经注我"的治学观和道德践履观。由于解释学已经越来越成为哲学研究最受关注的领域,因此回避"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意蕴已经不可能。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陆九渊的论断不是一个纯解释学出发的论断,因此必须在其"心学"的基本立场上来体会其解释学意义。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王守雪《两汉文论新释》序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虽是中国解释学的两种不同解释方法,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的关键,即解释主体"我"的自觉以及客观化的努力,不过各自的程度不同罢了。王守雪《两汉文论新释——以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为基础》对此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

从《大学》“新民”看朱子“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统一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经典诠释中两种态度不同的诠释方法,"我注六经"采用以文本为主体,力图恢复文本原意的诠释取向;"六经注我"则是一种哲学创构活动,是诠释者构建哲学思想的取向。朱子的《大学》很好地融合了这两种诠释方法,其改"亲民"为"新民",对"新民"进行重新阐释,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是"我注六经"的回归圣人本意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借"新民"重构《大学》的形态与理论框架,为理学方法论修养论的阐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

论中国哲学“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

“六经注我”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解释学方法之一 ,它不是要求人们忠实于解释客体 ,而是强调了解释主体的中心地位 ,展示了与人的类本质息息相关的解释主体对解释客体的主动性和再创造性。“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也包含深刻的奴性内蕴 ,限定不足的“六经注我”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伽达默尔视野中的经典诠释

'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是中国哲学中两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也是现代中国哲学学科体系之中的两个重要学术概念,人们通常将其理解为我们在进行经典途释之时对待文本的两种不同方法和态度,而缺乏从本体论的层面对两者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行深层的反思。在本篇文章中,笔者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视域出发,将'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视为我们在理解和诠释文本之时会同时出现的两个现象,对两者在理解和诠释当中的不同维度给予揭示。笔者认为。

论“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意义

学术界对陆九渊的“六经注我”存在着广泛的误读,学者们通常把“六经注我”作为一种创造性注释方法来看待和使用。然而当我们深入陆九渊哲学思想本质的时候,就会领悟到“六经注我”不是一种注释方法,而是一种本体论解释学态度。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对两种文学批评观的述评

文学批评是“六经注我”(即用他人的作品阐述自己的观点)还是“我注六经”(即对他人作品的阐释),是在强调文学主体性的浪潮中提出来的,涉及批评性质、目的、方法等许多重要领域的问题。我以为,单是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反映了我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自我意识的增强,反映了文学批评界要摆脱在文学事业中“

“六经注我”与“寓意解经”:中西诠释学比较的一个向度——以何休与奥利金对经典之诠释为中心

中国的“六经注我”与西方的“寓意解经”均产生于公元2-3世纪。虽然生长环境不同,但因两者均强调还原经典原意、挖掘文本引申义、运用隐喻方式解经等,而具有了某些共通之处。然而它们之间的区分也是明显的,代表了同一时期内中西诠释学内在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品格的不同。东汉学者何休集“六经注我”方法之大成,亚历山大学派学者奥利金是“寓意解经”方法的奠基人之一。比较两人在经典诠释时使用的诠释理路与方法范式,可以充分微观理解那个时代中西方诠释学思想异同的任务。

朱熹《论语集注》中“六经注我”的诠释方法对当下教育的指导意义

朱熹花费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学习与诠释《论语》,后与他诠释的《大学》《中庸》《孟子》汇为一编,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名刊行。四种书中,朱熹对《论语》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共撰成有关《论语》著作四种,今传世者三种,以《论语集注》影响最大。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采取了明显的"六经注我"的诠释方法。本文通过对《论语集注》的举例分析,说明朱熹"六经注我"的特点,并指出这种诠释方法对当下教育的指导意义。

结合《余注伤寒论翼》探讨余听鸿对六气理论的认识

余听鸿推崇柯韵伯学术思想,在注解柯韵伯《伤寒论翼》时,融入个人通悟,结合临诊之经验,侧重从六气认识伤寒理论,以气化开阖枢分析三阴三阳,认为此为六经之大纲领。由伤寒而及温病、疫病,将温病统合于六气之中,结合各年气化不同辨治不同瘟疫,将寒温疫联系到一起;将六气理论推广至杂症调理,从气化生克辨治肝病肿胀,从燥湿相对角度理解痉症、痿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