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民族”的叙述--“战国策派”之文化民族主义建构

就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历史叙事而言,1940年兴起的战国策派是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独特个案。作为民族拯救历史的一个重要参与,战国策派一反恢复儒家传统主张而要求通过重建战国文化强化民族的文化认同,塑造"列国型"的民族性格,以适应充满竞争的"战国时代"。这种建构性的民族主义,在严肃思考中国民族与文化命脉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时代关怀。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以1930—40年代“战国策派”思潮为例

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拯救民族危机与向现代转型是发展的两条主线,由此形成了既要反对西方侵略、维护民族尊严,就要倡导中国文化独立性,反对西方文化传入;既要开放中国,学习西方以融入世界,就必须反对民族主义思潮,批判传统文化的相互矛盾的双线走向。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战国策派"主要人物与追求自由主义信仰的众多知识界人士一样,在思想理念上发生了迎合民族主义思潮的转变,倡导"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呼吁个人自由暂时让位于民族自由,为时势所迫主张集权政治,并将民主政治与民主主义硬性割裂。救亡与启蒙的两难,观念与现实的冲突,自由主义内核与民族主义外衣的交织,在战国策学人论述中表现十分突出,也是那个动荡时代知识群体中思潮繁杂现象的典型反映。

“战国策派”民族主义史学在抗战期间的兴衰

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学术团体 ,其主要成员雷海宗、林同济用所谓“历史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 ,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 ,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 ,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 ,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它的历史观是有非理性倾向 ,它的激进民族主义主张及其可悲命运则具有思想史价值。

“代言”与“立言”——“民族主义”文艺与“战国策派”文艺辨析

长期以来,"民族主义"文艺和"战国策派"文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相提并论的,被斥之为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流派。研究证明,它们是两个性质迥异的流派。通过对其成员组成、文艺观、时代观以及理论渊源几个方面的辨析表明,"民族主义"文艺派是为国民党政治统制"代言";"战国策派"文艺则为中国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殿堂中赢得一席之地而"立言",同时还是实现该派"战时文化反思和重建"主旨的一支重要力量,自觉承担着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任务。

历史的悖论与民族国家想象——论战国策派的民族国家表达及其意义和局限

战国策派是抗战期间勃兴的一个政治文化派别,本文拟从民族国家想象和民族主义叙述的角度,力图发掘其对中国历史的清理和抗战建国的论述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独创处,尽量给其以合乎历史的评价。他们以欧西民族国家的历史返观中国的战国时代,既看到民族国家建国的必要,又注意到民族国家将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的弊端,这是他们十分深刻的地方。同时他们又提出改造国民性的迫切,但其主要途径是通过回到战国时代从中发掘出"力"的一面,这又与鲁迅等提出国民性的内涵明显不同。他们提出抗战建国,但又带有明显的贵族色彩,而他们从民族国家的角度重构中国历史,也可视为回应现实的一种诉求,等等这些都使得战国策派既富有活力又充满争议。

论“战国策派”民族文学运动及其德国文化背景

以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在20世纪40年代倡导的民族文学运动,借镜德国狂飙运动,主动吸取德国文化思想资源中的精神元素,期望以尚力和浪漫的民族文学实现抗战建国、民族复兴,并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在世界文化之林占据伟大的位置。

战国策派与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

民族国家文学是探讨文学(批评实践)参与民族国家意识建构的文本形态。抗战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从应对民族危机和改造积贫积弱的国民性出发,大力提倡“尚力”主义和“英雄崇拜”,提出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理想:改造旧有的柔弱衰萎民族而成生命力充沛的进取民族,改造受欺凌的民族国家而成具备强大生存竞争力的民族国家。战国策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虽有矫枉过正的偏颇性,但其挽救民族危亡的文化重建思想仍有超越时代的历史价值。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文学思潮——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民族形式大讨论、战国策派民族文学运动为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文学思潮成为主要文学思想和创作潮流,本文从汇聚成思潮的重要支流中选取民族文艺运动、民族形式大讨论、战国策派民族文学运动进行考察,指出民族文学思潮提倡文学采取民族形式,表达民族意识,充分发挥了文学作为思想武器在凝聚民族力量抗击外侮上的作用,有极高的思想史、文学史价值,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有一定启示。

“战国策派”再认识

抗战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民族主义学术团体。他们用“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 ,惊呼“战国时代的重演” ,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 ,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 ,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 ,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 ,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尽管其历史观有非理性倾向 。

抗战文学语境中的战国策派文论

“民族意识”和“悲剧精神”是战国策派文论的核心概念。前者是对战时国家权威话语的顺应,是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所致的现实关怀;后者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是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所致的终极思考。既顺应又超越时代主潮,正是战国策派文论在抗战文学语境中的独特意义所在。

战国策派思想述评

二战前后 ,世界动荡不安 ,战国策派学人认为这是“战国时代的重演”。为适应这“争于力”的“战国时代” ,他们反思中国传统文化 ,发现它“活力颓萎” ,“个人缺乏活力 ,民族缺乏活力”。有鉴于此 ,他们提出了文化重建的构想 ,其要点是用尚力思想提高个人活力 ,用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活力。可以认为 ,战国策派是民族危机背景下充满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以抗战、建国为宗旨的文化派别 ,其理论多有偏颇 ,亦有独到、精当之处。

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严酷的国际竞争局势,战国策派学人提出了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把官僚化、文人化、乡愿化、阿Q化的“柔道的人格型”改造为具有柯伯尼宇宙观、战士式人生观、“忠为第一”、文武并重的“刚道的人格型”。战国策派还试图往文学艺术中灌注“悲剧精神”和“民族意识”来促进国民性的改造。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重庆抗战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

廿年来的战国策派研究

学界廿年来的研究为战国策派洗刷了“法西斯派别”的不实罪名,也厘清了战国策派“民族文学”的功过、“形态史观”的是非及“尚力政治”的真伪,还原了真实的战国策派形象。

民国时期“战国策派”外交思想

战国策派是二战时期诞生于西南后方的学术团体,其组成人员大多是学院派的精英,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另一方面其思想则大量借鉴异域文化,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新的以抗战、建国为宗旨的政治思想体系。本文通过对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外交思想的分析,总结出其在民族主义、强国外交、地缘政治及文化冲突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及其对中国建设负责任大国的启示。

“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提出了战国时代重演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其思想实质是宣扬民族主义。他们以《战国策》等刊物为宣传阵地,积极撰文进行学术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战国策派”研究的美学观照

对"战国策派"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其一,不管是批判还是肯定主要以政治标准作为衡量、评价的基础;其二,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来为战国策派正名、平反。总体说来,研究界几乎少有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战国策派。而美学上的贡献正是战国策派最核心的价值体现,也是战国策派主要成员所擅长的专业。因而发掘其战国策派的美学价值,是当前战国策派研究的一个当务之急,对战国策派研究的美学关照,也是对战国策派研究深化的体现。

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救亡

战国策派是个深受误解的文化学派，它在贝塔朗菲之前就运用系统方法──“文化摄相”法审视现实，思考问题，研究社会科学；它清醒地看到了五四启蒙理性的弊端，力倡“反理性”的人本主义，以突破僵死“理性”的桎梏。而其目的是博采并蓄地融合中西文化，建构理想人格，创造民族新文化。

战国策派政治文化观初探

战国策派是四十年代初在国统区出现的一个文化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同济、陈铨、何永佶、雷海宗等人。它以林同济主编的《战国策》半月刊和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而得名。四十年代初正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处在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如何战胜法西斯侵略者成了全世界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林同济、陈铨这些大学教授们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也从单纯的教学与研究中走出来,办起了刊物,发表自己对于挽救民族危亡的主张。他们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政治学术界别具特色,他们以尼采的“强力意志”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极力鼓吹战争,主张实行独裁统治。这种思想在客观上迎合了法西斯侵略者的暴行,助长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因而遭到进步文化界对它的猛烈批判。受此影响学术界对战国派的思想一直缺乏整体的把握和研究,从他们的各个思想侧面进行详细的深入的研究也显不够。本文试通过成国策派对于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的主张来探讨一下战国策派的政治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