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翻译实践先锋探索

国家翻译实践是个人或机构为实现国家利益所开展的翻译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译者群体便是其真实写照。回顾历史,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以国家名义开展翻译实践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坚持“译行合一”,即自建党起,陈独秀和李大钊领导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接受、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挽救民族危机。这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译行合一”可成为译学领域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与建构的先导与示范,彰显党员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模范作用。

永乐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研究

国家翻译实践是中国古代皇帝建立和巩固朝贡体系下多方交流的重要方式。明代永乐时期朝贡体系背景下国家主体发起、赞助并管理翻译实践服务明廷出使、接待来贡事务。本研究梳理永乐时期朝贡体系下的国家翻译实践内容,探讨其实施路径与治理之用。永乐时期国家层面的翻译实践作为维系朝贡体系、助力明廷对内治理与对外交往的关键措施,其实践内容、实施路径与治理效应可为当代国家翻译实践提供事实参考与经验总结。

晚清国家翻译的海外实践——以“法政丛编”编译为例

晚清留日学生组织湖北法政编辑社编译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套大型法政丛书——“法政丛编”。本文基于国家翻译理论,对“法政丛编”的编译动因、文本特点和实践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法政丛编”编译受晚清改良法律、营办新学、奖励游学等因素的驱动,呈现出翻译环境优越、译者资源集聚、语言文化邻近等特征,但同时也存在翻译组织具有临时性、管理体系较为松散、资源配备有限等局限性。“法政丛编”丰富了我国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对之加以深入探究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国家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国家翻译实践工程《大中华文库》解析

《大中华文库》是为实现国家文化战略的国家翻译实践工程,翻译规划、译者及原文本选择、译本生成、出版传播的各个层面均带有国家主体烙印和国家战略考量。从汉英对照到多语种汉外对照,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的三期阶段性渐进式翻译过程,反映了国家主体的动态规划;从原文选择到出版社、译者及译本选择,折射出蔚为国译的系统性主客体统筹;从宏观性项目流程的整体规制到微观审校与翻译标准,突显了保障翻译质量、提升中国语言文化地位的国家把关取向;从精印出版到国家层面的宣介与推广,体现出国家在“走出去”道路上的持续性后续保障和助力。作为国家翻译实践工程的《大中华文库》,提供了动态化、多语种、多文类、多视角的中国文化诠释,为全面认知和解读中国文化提供了张力。

晚清“湖北洋务译书局”政治、外交图书翻译:国家翻译实践视角

晚清洋务派把翻译当作文化战略武器来挽救民族危机。湖广总督端方为此创设湖北洋务译书局翻译欧美书籍。该译书局编制了《译例》等涉译条例来实施制度化管理,拥有统一的术语翻译标准、集约化的智力配备、流程化的质量管理模式、内外双协同机制以及强烈的国家翻译安全意识。研究发现:湖北洋务译书局采取经由英法、放眼全球的翻译方向,主要翻译政治和外交图书,同时兼译肩负强国使命的教科书。其翻译活动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属性,是晚清湖北地方翻译机构践行“翻译强国”的思想理念,积极实施国家治理的有力例证。文章通过大量史料对湖北洋务译书局的翻译活动进行剖析,以期对国家翻译实践理论予以更多史学支撑,为当今国家翻译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国家翻译的实践规范体系构建探究

国家翻译的实践规范建立在对制度化翻译经验的总结与提炼之上,以保障翻译的内涵传真与可接受性。目前针对这一规范的设计主要在经验总结层面,还未揭示出规范背后的原理和机制,亟需融入国家翻译研究的理论成果。基于此,本文以中外翻译规范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以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为总体支撑,尝试提出国家翻译的“一体三维”实践规范体系框架:组织规范、译者规范和语言规范。组织规范来自国家机构,负责制定翻译政策和配置人力、物力资源,制约译者规范;译者规范彰显爱国伦理,体现“译者+公职人员”双重身份,决定语言规范;语言规范显现文化主体,促进中外话语融通,反作用于组织规范。三个维度互为条件,为国家翻译的实践规范开启较为系统的研究空间。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体系建构

从理论基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3个方面构建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体系。分析并阐述了机构翻译学说的分类观、本质观、决定因素、存在特征和国家翻译实践的自发、自利、自主特征、主体观、文化政治观等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兼顾翻译过程的整体性与分对象的关联度,具体分为主体与过程、传播与影响、模式与话语、规范与制度、风险与安全5个类别;研究方法主要为话语分析、外交学和民族志学。此研究体系尚属初步建构,未来还需在案例资源拓展、相关理论深挖和研究路径探索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国家翻译实践视阈下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再考察

国家翻译实践是国家意志外显为国家话语行为的实现形式。文章引入“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视阈,从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必要性、翻译主体、实践属性与制度化沿革等方面对延安翻译活动作再考察,探寻在其中萌生发展的国家翻译实践形式,发现延安翻译活动的主体是“高-中-低”三位一体的延安政权、翻译机构与个体译者的复合体,其翻译活动表现了延安政权抗日救国的意志,在思想政治与意识形态、军事作战、内外宣传、军事外交与统一战线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国家翻译实践的视阈下再考察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可为展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拓展中国话语空间以及建构中国国家话语体系提供借鉴。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现状分析与发展前瞻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历经十年,逐步拓展了研究内容,形成了自身的概念体系,并促生了超学科概念“国家翻译学”。本文利用CiteSpace可视化工具,收集2013—2023年国家翻译主题论文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结果显示: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十年来发文量上升,研究热点增多;国家翻译实践研究逐渐从具体微观研究转向国家话语体系构建、国家形象建设和国家翻译人才培养等宏观问题研究,呈现出理论化趋势。本文梳理了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十年的发展脉络,厘清从“国家翻译实践”到“国家翻译学”的概念演变过程。

清前期国家翻译实践概略

国家翻译实践是使命型的翻译活动,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治理目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无不通过国家翻译构建政治文化认同,融入中华文明。明清鼎革之后,清廷面临着统治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朝统治者发起大规模的国家翻译实践,以构建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本研究考察清前期四朝的国内语际型国家翻译实践活动,发现其对于清廷维护政治稳定,推动民族融合,确立政权合法性,构建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国”认同,具有积极作用。

新时代国家翻译能力的内涵、路径与启示——第三届“国家翻译能力: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学术研讨会评述

1引言。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和国际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结合我国当前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需求,国家翻译能力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国家翻译能力的深入研究不仅关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也是构建积极国际形象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举措。

国家翻译能力视域下中国文学翻译实践能力研究——以霍克斯译本《红楼梦》为例

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观念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凸显出其重要性。中国文学翻译作为中国翻译分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整个中华文化外宣工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文学中特有的民族文化特征的翻译处理不得当是造成中国文学译本在海外传播不够理想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文学译者,作为中国文学翻译实践主体,他们的翻译实践活动直接受自身翻译理念的影响,与时俱进的译者翻译理念是提升其翻译实践能力的前提条件,也是有效途径。霍克斯译本《红楼梦》在海外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文化传播。该文以提升译者翻译实践能力为出发点,通过分析霍克斯在《红楼梦》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翻译思想,探究培养译者与时俱进的翻译理念对其文学实践能力的提升作用。

“九评”翻译:“战时”国家翻译实践

中苏论战期间中方发表多篇论战文章,其中以毛泽东亲自主导撰写的九篇系列评论即"九评"的公开发表为高潮,有计划、有组织、有流程的"九评"翻译紧随其后。本文全面发掘钩沉这一翻译事件,从"九评"的国家政治文本性质、国内外传播、"九评"翻译的"战时"国家翻译实践特征三个方面,分析这场起到了对内统一政治认识、对外树立国家形象、团结友邦打击敌人三重作用的国家翻译实践。"九评"翻译作为当代国家翻译史书写的重要一页,不仅在实践上完整演示了"战时"国家翻译实践的链条和过程,而且从理论上验证了不同于常规型、战略型国家翻译实践的"战时"国家翻译实践之特殊形态。

作好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助力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任东升教授专访

作为特殊的语言功能规划,翻译规划是国家翻译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的系统性工程,直接关系到国家语言能力特别是国家话语能力的提升。国家翻译实践是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国家翻译实践的有效实施有赖于科学合理的国家翻译实践规划。本文就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等问题,对任东升教授作了专访,以期能够增进读者对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的了解,为国家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翻译与治理:贞观时期的国家翻译实践

国家翻译实践古已有之,其表现形态、实施模式和治理之用在不同政治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唐代的译史、译述、译论表明,贞观时期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对内、对外翻译事件体现出国家翻译实践特征,国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通过翻译机构国家化、资源配备集约化、翻译流程协同化、译者身份制度化、翻译产品经典化五种手段,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发挥其维护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国家形象的治理功能。贞观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这一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特征和功能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制度化翻译与翻译治理的形态和模式,可为当今国家实施翻译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案。

国家翻译学应用研究十题

国家翻译学是超学科综合性应用型研究,逻辑起点是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任务是揭示国家翻译实践的本质规律,探索国家翻译实践的有效路径,最终落实到应用层面,是服务国家治理的战略需求。国家翻译学研究架构包含理论和应用研究两大面向。应用研究体现国家翻译学关怀现实、服务国家战略的价值追求。目前国家翻译学已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现实场景和未来发展态势,沿循“国家翻译+”知识生产路径,形成宏观、中观、微观三位一体的应用研究层次,产出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本文结合国家翻译学研究现状和新时代国家翻译实践的现实需求与发展趋势,围绕国家翻译学应用研究本体、国家翻译治理和国家翻译价值问题,提出十个研究议题,旨在推动国家翻译研究的应用研究体系建设。

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的“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

本文聚焦“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活动,爬梳小语种译本的出版情况,从国家翻译实践视角,探究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生成模式,将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分为目标语社会对内型(国家)翻译实践和中国主导的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前者进一步划分为社会主义世界协商型国家翻译实践和非社会主义世界改革型翻译实践,进而分析其特征及关联。研究有助于拓展充实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为当下“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文化经典互译提供历史借鉴。

关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几点思考

近十年来,围绕“国家翻译实践”这一中国本土原创性译学概念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反响,开始引起国外学者关注。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历经概念化、理论化两个发展阶段,步入学科化发展轨道,有望促进译学知识生产和话语创新,为翻译学中国学派的构建与发展做出贡献。站在学科化发展新起点上,本文在回望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演进历程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其学科归属,辨正相关概念,展望发展趋势,指出以“融西立中”为指针的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路径。

国家翻译实践三维性初探:基于《我的父亲邓小平》翻译的考察

两卷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战争年代》1993年甫一出版,作者邓榕就委托10位中国译者完成英文翻译,英文版先后由美国的基础图书出版社和国内的外文出版社推出;下卷《“文革”岁月》于2000年问世,委托沙博理一人完成翻译,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鉴于《我的父亲邓小平》具备国家文本特征且其外文出版社译本曾作为国家赠礼的事实,本文以国家文本、国家名义、国家利益为参照,分析该书英译过程表征的国家翻译实践三维性,进而推导出基于该三维性的不同组合模式,以识解国家翻译实践的实现路径和操作模式,为国家翻译实践理论提供实证。

推动国家翻译学的内涵式发展

国家翻译实践作为中国本土创生的译学概念,历经10多年发展,已经初步构建出一套自成逻辑的概念、知识、话语体系,目前正致力于构建国家翻译学,目标是将之发展为一个翻译学独立的研究域。构建国家翻译学研究体系,需要强化理论和应用两方面的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持续推动概念体系建设和知识体系生产,提高理论的普适性和解释力;在应用研究方面,立足国家翻译实践现实场景和发展需求,探索服务国家建设的领域与路径,增强研究的应用性和实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