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1932年下半年到1934年间，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扩大百万铁红军”的运动。这场运动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表现。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得以发动，是因为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再加上红军伤亡过大，部队减员过多。把少年队、赤卫军和地方武装整营整师改编为主力红军的猛烈持久的“扩红”运动，违背了人民战争这一战略战术的总原则，同时也超过了中央苏区人力、物力所能承担的限度，造成了根据地人财物的困难。“扩红”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消极作用远大于其积极作用。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贵州“扩红”述论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在江口、石阡地区"扩红"1000多人,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扩红"5000多人,在盘县"扩红"约700人,在贵州"扩红"至少7000人以上,成效显著。红二、红六军团贵州"扩红"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扩红"成效与创建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及实施密切联系;二是组织游击队、抗日义勇军然后争取将其整批编入红军的"扩红"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红二、红六军团贵州"扩红"对于红二、红六军团保存有生力量、保证长征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红军长征中湖南“扩红”述论

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汝城“扩红”150多人,在宜章至少“扩红”900多人,在临武、蓝山、道县、嘉禾、江华、永明“扩红”约900人,在湖南“扩红”总计约2000人,取得较好的成效。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扩红”取得较好成效,原因主要在于: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好;党和红军日益重视“扩红”工作,较好地组织、推动了“扩红”工作的开展;红军广大指战员更加重视开展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积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模范遵守纪律,注意给予群众利益,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认可度;地方党组织大力协助红军开展“扩红”工作。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扩红”,进一步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增强了中央红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为此后在贵州“扩红”取得丰硕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而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扩大、保存有生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扩红”述论

红二十五军长征中至少"扩红"2300多人,成效显著。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扩红"工作的开展和成效与其长征中各个阶段的战略目标紧密相联,向豫陕边转移和西征北上这两个阶段"扩红"甚少,"扩红"成绩集中在创建鄂豫陕苏区阶段,"扩红"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创建鄂豫陕苏区的正确决策及其成功实施。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的"扩红",不仅为红二十五军保存有生力量、争取长征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乃至为整个长征的胜利作出积极贡献。

中央苏区时期宣传动员的内容方式及经验启示——以中央苏区“扩红”工作为视角

中央苏区时期,党围绕“扩红”这一中心任务,坚持思想动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坚持理论教育与情感冲击相结合、坚持正面宣传与负面激励相结合,调动各方力量使用多种方式,有效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党的性质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扩大了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影响,解除了苏区群众的思想桎梏,激发了他们投身革命的自觉性,补充了红军部队的兵源,壮大了革命队伍,为根据地开创、巩固、发展奠定了军事、政治基础,也为党的宣传动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中央红军长征中黔东南“扩红”述论

中央红军长征在黔东南途经黎平、锦屏、榕江、剑河、台拱、炉山、镇远、施秉、黄平等九县时,"扩红"取得较好成效。主要原因在于红军在黔东南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对"扩红"对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央红军黔东南"扩红"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加强了在俘虏中"扩红"的力度并取得很好的效果;二是扩大来的新战士中少数民族青年占了很大的比重。中央红军黔东南"扩红"增强了红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为此后在黔北"扩红"取得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央红军长征中黔西“扩红”述论

从1935年2月5日进入毕节,到4月26日离开盘县,中央红军长征在黔西地区途经毕节、黔西、大定、紫云、镇宁、关岭、贞丰、册亨、安龙、兴仁、普安、兴义、水城、盘县等十四县。中央红军在黔西北至少“扩红”1240多人,在黔西南至少“扩红”50多人,在紫云等地至少“扩红”10多人。中央红军长征在黔西地区至少“扩红”1300多人,取得较好的成效。中央红军长征中在黔西地区“扩红”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一是“扩红”成绩主要是红九军团在黔西北取得的;二是“扩红”来源主要是俘虏。红九军团之所以在黔西北取得好的“扩红”成绩,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红九军团积极争取战斗的胜利,在老木孔战斗中俘获大量敌军,并在俘虏中有效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和“扩红”工作;二是红九军团在瓢儿井得到较长时间的休整,集中开展了“扩红”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中白石渡“扩红”人数考

1934年11月11日至14日,红一军团长征中在湖南宜章县白石渡积极开展了"扩红"工作并收到显著成效。在白石渡红一师至少补充了三百多名新战士,红十五师补充了五六百名新战士,红一军团直属队"扩红"人数不得而知,红二师未在白石渡"扩红",红一军团在白石渡"扩红"至少八九百人。除红一军团外,中央红军其他部队未在白石渡"扩红",中央红军长征中在白石渡"扩红"至少八九百人。

中央红军长征中黔中黔南“扩红”述论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前后在瓮安、余庆等地至少"扩红"430人,南渡乌江后在息烽、开阳、贵阳等地至少"扩红"230人,在定番、荔波等地至少"扩红"50人,在黔中、黔南共"扩红"至少710人。"扩红"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在黔中,黔南"扩红"较少。除由俘虏扩大的新战士外,新战士都是红军在行军、宿营中个别扩大而来,红军各部并未集中"扩红"。考虑到红军在黔中、黔南停留时间较短,且一直行军没有进行休整,黔中、黔南群众对红军不了解等因素,中央红军在黔中、黔南"扩红",应该说成效还是比较好的。中央红军黔中、黔南"扩红"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在俘虏中扩大新战士的数量几乎占"扩红"总数的三分之一;二是刚入伍的新战士在"神兵"中扩大了不少新战士。

中央苏区“扩红”政策探析

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军事“围剿”,动员群众广泛参与革命斗争,保卫红色政权,稳定群众生产生活,中央苏区制定了一系列“扩红”政策,其内容涵盖了优待红军士兵、优待红军家属、反对逃跑、感召白军士兵等。中央苏区“扩红”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官兵的士气,为革命战争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兵源保障和较为充裕的物资支持。苏区后期的“扩红”政策也存在指标偏离实际、优待条例执行困难、部分政策脱离国情等问题。尽管如此,“扩红”政策仍不失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举措。

苏区“扩红”运动中土地革命的法律依据

“扩红”,苏区时期的一个专用名词,既指党和苏区政府为红军部队征募新兵、补充战斗人员、扩大红军力量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同时也可以泛指党在各苏区时期扩大红军的工作。为保障苏区“扩红”工作的顺利开展,党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法令、条例,为保障苏区“扩红”工作的进行提供了法律依据,特别是土地法律的制定,成为党开展土地革命的法律依据。《井冈山土地法》的制定与实施,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依法办事的先河,其后的土地法都是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完善而成;《兴国土地法》《赣西南土地法》《苏维埃土地法》的制定,使土地革命的内容、形式、原则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完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颁布,使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法律依据更为成熟,最终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广大翻身解放的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参战,以各种形式支持革命战争,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从“扩红”运动的报道浅析《红色中华》的宣传策略

《红色中华》作为在我国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诞生在中央苏区最艰苦的日子里。面对蒋介石马上到来的第四次"围剿",在大军压境、敌强我弱、物质匮乏的环境下,《红色中华》在"扩红"运动中充分发挥了组织、宣传、鼓动的作用,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了苏区红军的数量,为苏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红色中华》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业绩?这和它合理的宣传策略是分不开的。

井冈山斗争时期“扩红”研究

“扩红”,即扩大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为红军部队征募新兵、补充战斗人员、扩大红军力量方面所开展的工作。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扩大红军队伍。一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激发农民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二是积极推进社会变革,增强边界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激发群众争当红军的积极性;三是严格纪律,争取群众对人民军队的认同、支持和参与,激发群众参军的主动性;四是加大教育宣传,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争取大量白军士兵加入红军;五是红军战士同等分田分地,组织优抚红军家属,建立红军医院,解除红军战士后顾之忧。井冈山斗争时期“扩红”为中央苏区“扩红”积累了历史经验。

红三军黔东“扩红”述论

1934年5月中旬至10月下旬,红三军在黔东成功"扩红"近2000人,其过程大致可分为准备、初步实施、进一步推进和高潮四个阶段。由于对黔东"神兵"进行了正确地分析和教育改造、正确决策并成功创建黔东苏区、纠正了红三军中长期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等"左"倾错误、"扩红"宣传和组织工作积极有效等几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使红三军黔东"扩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红三军黔东"扩红"不仅扩大了红三军本身,还促进了黔东苏区的创建和巩固,并为之后红二、红六军团成功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积蓄了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扩红”运动的图像话语生产与流动——以《红色中华》为中心

“扩红”运动是中央苏区各地方政府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的一项大型社会运动。《红色中华》作为当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利用图像对“扩红”进行了有效的视觉传播与历史书写。《红色中华》图像对“扩红”话语的生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情境接合、符号表征以及文本互文。《红色中华》图像激活了当时中国紧迫的社会情境,通过描述社会现实、与参军竞赛相连接等方式,与“扩红”运动进行接合,共同搭建了“扩红”话语出场的合理性。《红色中华》图像通过对女性、青少年、旗帜等意象进行征用和再造,并与场景、动作以及道具等符号一起,共同组成了“扩红”话语的符号系统,并为话语释义提供了情感框架。最后,图像与语言通过隐喻等释义原则共同完成了话语的语义生产,并且通过图像的跨媒介互文,完成了话语的生产与流动。

论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中的宣传工作

在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中,对群众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级各类宣传组织和媒体,广泛宣传"扩红"的目的和意义,让群众明白为什么要去当红军,当红军有什么好处;宣传党和政府的"扩红"政策,展示各地"扩红"运动中的成就、经验,指出某些地区"扩红"中存在的问题和纠正办法等,使苏区"扩红"组织和群众懂得如何"扩红",从而推动了"扩红"运动的发展。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湖南“扩红”述论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在安化"扩红"100多人,在新化"扩红"2000多人,在辰溪"扩红"300多人,在溆浦"扩红"3000多人,在邵阳、武冈等地至少"扩红"110多人,在黔阳、晃县等地至少"扩红"110多人,在湖南共"扩红"至少5600多人,成效显著。"扩红"成效显著,主要是因为:红二、红六军团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极大地调动起湖南人民的爱国热情;红二、红六军团高度重视、统一部署、精心组织"扩红",新化、溆浦"扩红"形成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红二、红六军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不仅吸收工农群众,也吸收先进知识分子参加红军;红二、红六军团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模范遵守纪律,大力打击残害人民的土豪劣绅,十分重视维护、给予群众利益;党和红军,特别是贺龙在湖南影响很大;新化、溆浦等地人口众多,群众基础好;红军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整等。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湖南"扩红",极大地增强了红二、红六军团的力量,也为此后长征中的"扩红"积累了宝贵经验,从而为取得长征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长征中《红星》报与“扩红”工作之历史考察

长征中,《红星》报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扩红"工作。《红星》报及时提出"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适时要求"把扩大红军工作开展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积极发动"组织广泛的革命竞赛",持续动员"大大开展扩红工作",督促完成"红五月下半月扩红计划",强力号召"不疲倦的不放松的继续努力扩大红军"。《红星》报对"扩红"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推进,在指导、推动中央红军开展"扩红"工作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中央红军最终取得伟大长征的光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长征在康区的“扩红”宣传及其成功原因试探

中国工农红军20世纪30年代长征通过康区时,面对汉藏隔阂、国民政府的"反宣传"、严酷的自然环境等困难,积极开展了"扩红"宣传工作。红军通过建构"认同"以获取藏族民众的支持,通过谈判、合作、俘获、感化等方式争取土司头人与寺院喇嘛,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康区社会的各方势力,推动了红军顺利通过康区。同时,由于康区的社会生产力限制、红军人数众多等原因,藏族民众为了红军的顺利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川陕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宣传试探

以"客军"身份入川的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12月到1935年4月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不仅建立和巩固了红色政权,还击退了四川军阀优势兵力的围攻,壮大了红色力量。川陕红军取得这样的胜利,与川陕省委、省苏在根据地内开展的"扩红"宣传工作有密切的关系。红四方面军入川后,针对四川军阀的反动宣传,制定了构建川民心理认同的宣传策略,通过土地工作提升川陕苏区民众的参军积极性,并在对四川军阀部队的策反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长期的战争威胁以及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加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与苏区土地分配工作、肃反运动密切相关的现实,"扩红"工作亦对根据地产生了一些较为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