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智慧“扫黑除恶”机制的理论探索

网络空间的黑恶势力犯罪在组织、行为和人员方面都具有特殊之处,亟须通过智慧化的方式进行有效治理。目前的智慧“扫黑除恶”缺少对于网络空间的特殊考量,而且在智慧技术的应用程度和参与领域上均存在不足。网络空间智慧“扫黑除恶”机制应具有二重维度,即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技术协作维度,以及包括规范协同、指标协同在内的技术与法律协作维度。实践这一机制应当基于组织、行为、人员的客体维度,以及跨部门协作、公私协作的主体维度采取有效的举措。

依法开展大数据“扫黑除恶”的若干关键问题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为“扫黑除恶”提出更高要求,亟需充分运用大数据,并纳入法治轨道。应建立法治化的大数据“扫黑除恶”管理机制,依法确定大数据“扫黑除恶”的数据标准,依法建设大数据“扫黑除恶”数据协同机制。基此防止“打黑”变“黑打”的现象在大数据“扫黑除恶”工作中重演,使大数据成为“扫黑除恶”的关键推动力量。

“扫黑除恶”中没收财产刑的扩张及其规制

在“扫黑除恶”司法实践中,没收财产刑呈现一般没收与特别没收的混用,以及没收对象、没收力度、财产查控措施、财产刑执行的扩张适用等情形。没收财产刑的司法实践虽然存在问题,但并不能据此得出应当废除该制度的结论。为纠偏没收财产刑的扩张适用趋势,宜转变理念,在没收财产刑的适用中引入比例原则,将其三项子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均衡原则,同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谦抑性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对接,从而指导没收财产刑的理性适用。在具体的规制路径上,应确立没收财产刑的实体及程序认定规则,以判项的明确性来增强判决的确定力,通过发布指导案例来统一没收财产刑的适用。

“恶势力”司法认定的基本方法——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东南沿海F省F市涉黑案例为样本

对"恶势力"犯罪及其认定的研究,当前仍处于发展期,相关规范性文件虽陆续出台,但规定尚不完善,处于不成熟阶段,实践中出现了"定恶"难,黑恶难以区分的困境。目前,"恶势力"的独立认定标准,已经出现了"三、三、二"标准和"四特征"说,内、外部特征相对明显。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推进,"恶势力"被赋予了新时代下的新内涵,因此,构建出具体可行的"恶势力"司法认定模型,细化"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内在边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将"恶势力"全面纳入量刑规范化建设的改革思路,以统一量刑尺度为目标,能够解决当前,乃至今后涉及"恶势力"的一系列犯罪案件的量刑不规范的难题。

“扫黑除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研究

“扫黑除恶”斗争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良好衔接,能够保障对黑恶势力团伙打击的全面性和有效性。相较于传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扫黑除恶”斗争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虽然具有机构和人员上的优势,却掣肘于效率低下和法律依据不足。社区警务反恐模式与“扫黑除恶”斗争中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在借鉴社区警务反恐模式基础上,可通过氛围营造、综合治理、规范建设和强化监督等层面来解决“扫黑除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性问题。

黑恶势力软暴力犯罪问题研究

黑恶势力软暴力包括侵犯公民各种权利的软暴力,扰乱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社会秩序的软暴力和其他软暴力。依法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犯罪的经济基础,摧毁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对黑恶势力犯罪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的原则,规制网络暴力,坚持综合治理与建立防控软暴力犯罪的长效机制是惩治黑恶势力软暴力犯罪的有效策略。

网络黑恶势力组织刑法评价之偏差与匡正

“互联网+黑恶势力组织”的犯罪模式昭示着黑恶势力组织已向新兴领域延伸的新态势。该类黑恶势力组织已突破传统黑恶势力组织形态与犯罪手段,其新特征与传统黑恶势力组织的典型特征存在较大出入,但数部法律与指导文件中规定:对网络黑恶势力组织套用传统黑恶势力组织的认定标准。该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网络黑恶势力组织刑法评价问题凸显了传统黑恶势力组织认评标准与解释论对于网络黑恶势力组织的不兼容现象,因此在深究网络黑恶势力组织的新特征之后,宜选择并确立对网络黑恶势力组织的刑法解释或立法的新立场,进而从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危害性特征以及主观认知等具体问题进行匡正。

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

关于恶势力犯罪集团,在刑法中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司法解释仅仅概括为满足恶势力的成立条件,同时要符合犯罪集团的全部特征。恶势力团伙是恶势力犯罪发展的最早期状态,之后演变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而恶势力犯罪集团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和萌芽阶段。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实务中,必须达成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自洽闭合,厘清其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准确区分其与一般恶势力团伙、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限,如此才能彻底取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最终成效。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2018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嘉年华。40年来,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坚持对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弘扬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于传统犯罪,2018年度刑事犯罪在某些领域呈高发态势,具有常见性、复杂性、疑难性等特点,涉众型、风险型犯罪活动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8年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围绕以下八个板块重点研究:正当防卫制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领域的刑法规制、互联网金融犯罪、刑事缺席审判与反腐败制度、监察法与刑法刑诉衔接、恐怖主义犯罪、民营企业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等。

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国外黑社会比较研究

一般认为，目前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形态符合黑社会的一些特征，但只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还不是典型的黑社会组织。然而，根据2000年岁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破获出来的案件看和当前中国大陆有组织犯罪的最新动态看，有的有组织犯罪的行为，已经完全符合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如果将这类犯罪还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实际。

当前中国农村黑恶势力嵌入式犯罪及其治理——基于中国长安网30个案例分析

农村黑恶势力“嵌入式犯罪”行为具有独特的组织结构和违法犯罪活动规律。基于中国长安网30个案例分析,发现农村黑恶势力往往通过组织嵌入、社会网络嵌入和制度嵌入的形式,与农村权威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网络相互交织,垄断资源下乡和村庄公共利益空间,形成固化的村庄权力利益结构,具有隐蔽性、渗透性与长期性等危害社会特征。农村黑恶势力在农村社会的权力—利益网络中占据关键地位,形成了不规则利益分配格局,对基层政权、农村社会及文化具有侵蚀作用。未来,针对农村黑恶势力犯罪行为的治理要从社会变革的维度,从基层党的建设、农村选举制度优化、培育社会资本以及现代市场资源进入等综合性行动来应对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