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释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

马克思在论述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时明确指出,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然而,关于“批判”本质的本体论根基、理论指向以及在现实运用中的表现形式,学界还尚未达成共识。在特定的叙述语境中,马克思论述了“社会存在”为辩证法的“批判”功能发挥本质性作用奠定根基,使得辩证法的批判性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根基上获证自身的本质地位;马克思在深入社会历史总体以揭示资本主义生成逻辑的过程中,呈现了辩证法“批判”本质的理论指向在于历史总体的批判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运用中,马克思揭露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本质对立,并在审视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统一关系中形成了应然批判的现实运用方式。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与实践语境中,才能获得对辩证法“批判”本质的充分理解。

空间批判与历史叙事--论詹姆逊对辩证法的后现代主义建构

詹姆逊对辩证法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建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反思当代西方哲学对辩证法的批判,强调辩证法的理论形态从哲学到非哲学、从时间逻辑到空间逻辑的转变;二是通过重读《资本论》的辩证法,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批判是辩证法的具体化或内在性的实践,并由此将辩证法的空间批判扩展到对于资本全球化及其引发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审视;三是通过对保罗·利科的时间叙事理论的辩证解读,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叙事结构引入对唯物辩证法叙事逻辑的阐释,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向度开辟了新的道路。詹姆逊对辩证法的后现代主义建构,为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探讨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和激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力开辟了新视角,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重返恩格斯:对三种误解唯物辩证法模式的批判

自恩格斯逝世后,对于唯物辩证法就存在诸多误解。大致看来,主要有三种比较流行的解读模式:形式化解读、主体化解读和否定化解读。这三种模式的共同错误主要在于误解了黑格尔与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关联性,而难以真正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义。恩格斯晚年弥补了马克思没能专门论述辩证法的缺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近黑格尔”阐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和对唯物辩证法科学性的维护,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义,即唯物辩证法是富有内容的辩证法、理论思维的辩证法、历史性的辩证法。很多论者出于各式偏见或误解,片面地把恩格斯的辩证法同马克思的辩证法割裂并对立起来,以此制造所谓的马恩“对立论”思潮。然而,通过重返恩格斯曾经的工作,可以发现,恩格斯正是积极扬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才对唯物辩证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文化工业泛娱乐化倾向的生成逻辑、基本症候及批判范式——基于《启蒙辩证法》的解读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启蒙理性的自反,使文化和娱乐相结合,并借助电影等现代媒介,使文化工业中的娱乐至上精神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迅速传播开来,产生了文化工业的泛娱乐化倾向。在此背景下,文化与娱乐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即文化商业化和娱乐知识化;人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堕落到客体的位置,人的个性与批判意识消失。对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尝试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来重建人的主体性地位,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样一种充满了主观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战略虽不能挽救西方社会,却为我国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提供了有益启示。

辩证法的感性改造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以《哲学的贫困》为中心的考察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展开了对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和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的双重批判,而且对其进行了感性改造。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于彻底揭露和批判其形而上学性质。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范畴抽象方法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经济范畴的感性来源,阐释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伪历史主义的披露,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关系赋予了辩证法真正的历史性,彰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主义原则;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伪批判性和抽象实证性的揭露,马克思阐明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门“革命的科学”和“历史运动的科学”,凸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向度。立足于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探讨了哲学方法论的问题,又在哲学方法论视域中考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质问题,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融汇。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叙述顺序的辩证法——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中心的考察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集中阐述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应用与改造。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解剖则成为了对以往全部历史认识的基础。从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叙述顺序,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研究顺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辩证法。

重新理解恩格斯的辩证法及其方法论意义

恩格斯提出了哲学现实化的时代任务,开启了哲学通达社会现实的思想道路,冲破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思想束缚,破除了其神秘主义的体系外观,批判性地吸收了其哲学中蕴含的改变世界的辩证法精神,将之改造为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辩证法承载了这一新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功能与使命。它不是机械形而上学和非批判的实证科学,而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历史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恩格斯将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认识论统一起来,扩展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和历史性内涵,开创了具有鲜明实践批判性特质的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是洞察资本主义本质和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武器。恩格斯的辩证法立足“自然—生命—劳动—人类”有机整体的大历史观和人类史观,澄清了观念范畴得以生成的感性前提,澄明了社会现实乃是过程的集合体,提高了人们理解事物矛盾运动本质的思维能力,把辩证法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在人类认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方面引发了重要的方法论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方法论革新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辩证法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有大党所独有的优势,也面临着“六个如何始终”的独有难题。能否有效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关系到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和实现长期执政的一个重大问题。新时代新征程,要有效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必须坚持统筹谋划和系统推进,深刻把握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辩证法,正确处理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发扬党内民主、立根固本与开拓创新、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激励与约束等一系列辩证关系。

革命的辩证法与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针对性非常明确 ,批判性论说直指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在当时的西方 ,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和左派理论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欧洲无产阶级现实革命的可能性 (阶级意识 )。但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 ,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实证主义式的对外部对象的反映 ,辩证法被打扮成旁观的科学 ,畸变为单向性地还原外部世界的联系和规律的理论。而在青年卢卡奇看来 ,辩证法不是对一般事实“不偏不倚”的科学认识 ,不是规律与范畴的逻辑排列 ,而是对社会现实 (主客体关系 )的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旗帜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于是 ,马克思的理论意向首先不是求真 ,而是至善。

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新视角——基于普殊同社会批判理论

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热点问题,学界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所持有一个基本共识是,具体情境中的特殊性孕育着普遍性。莫伊舍·普殊同(以下简称“普殊同”)独创性地从关系本体论出发,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情境的准自然主义社会本体论,提出要以抽象劳动为中介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特殊性,进而阐明了资本主义是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独特统治体系。然而,普殊同用关系本体论来解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还有深究的余地,马克思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思想之本质在于将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看作一个系统整体,从作为人类基本实践活动的生产性劳动出发,抽象概括出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各种关系性规定,并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具体研究路径,真正揭示历史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是实践性与关系性的有机统一。

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三重批判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蕴含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层面的哲学批判。在本体论层面,恩格斯以“物质”概念为核心,确立了其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唯物主义性质,阐释了“感性之物”对“思想之物”的批判。在认识论层面,恩格斯论述了立足于生产劳动实践形式的新自然观,从现实基础、表现形式、内在逻辑和实践证明四方面,阐释了新自然观对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批判。在方法论层面,恩格斯通过论述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现实性和合理性、自然规律和思维规律的关系,阐释了“作为科学的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凸显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实践性、历史性与革命性。

“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唯物辩证法解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提出“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唯物辩证法是“两个革命”辩证关系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充分揭示了“两个革命”自身发展的逻辑和内在联系。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自我革命有效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亟待增强辩证、历史、系统、战略、底线和创新六大思维能力。

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及其价值

漳州战役的发生有其客观逻辑、组织逻辑和思想逻辑。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是辩证法一般原理在漳州战役中的运用,它一方面直接展现在毛泽东关于漳州战役的构想、建议、决策和思想观念中;一方面彰显于漳州战役的革命实践活动,是革命实践基础上的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这一思想的基本蕴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遵循革命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实事求是方法;正视革命问题、坚持辩证思维的矛盾分析方法;汇聚革命力量、依靠群众的人民主体方法。这一思想是漳州战役致胜的法宝,并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党的百年奋斗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特别是有助于人们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有助于人们汲取和坚持党的百年奋斗经验。

现代性与辩证法——第七届“批判理论论坛”综述

2022年12月24日,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批判理论论坛”于线上成功举办。在即将告别作为本雅明诞辰130周年的2022年,而迈入作为社会研究所成立100周年、阿多尔诺诞辰120周年的2023年之际,本届论坛以“现代性与辩证法”为主题,以阿多尔诺和本雅明为重点研究对象,诚邀学界同仁以文赴会,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学术杂志、出版社等单位近110人与会,数百人参加会议。论坛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凤才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张双利教授致辞。

矛盾与策略: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空间辩证法

呈现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逻辑,不仅要聚焦于革命过程中的多元社会矛盾,而且要对矛盾本身展开动态性思考。目前,学术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在矛盾的认识和解读已然十分丰富,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空间性缺失”。有鉴于此,面对具有复杂性、严峻性、独特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引介空间辩证法理论,能够帮助弥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矛盾研究的空间视角。借助于深描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的空间策略及其转向过程,可以有效应对当前堆积在我们面前的“空间焦虑”,进而弥合不同空间的发展畛域与隔阂,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空间的建设行稳致远。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如何可能——《巴黎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章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不是停留于以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实现被颠倒的主客体关系的再颠倒,而在于深刻揭示黑格尔哲学"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揭穿旧形而上学的"意识的内在性",从而提出感性对象性活动理论。这就从根本上破解了整个近代形而上学,实现了思想领域的哲学革命。

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批判性与真善美的统一

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这种革命的批判性,其内容是真理性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的统一;其座标或尺度是真、善、美的统一;其出发点则是“改变世界”。一、唯物辩证法革命批判性的基本内容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性就是不承认现有世界就实体说是完善的,不承认对现有世界的理论说明是完美的,也不承认它自身是封闭的;就是宣布任务在于改造世界并为这种创造性活动提供富有青春活力的精神武器。

人的牺牲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

在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中,人的牺牲问题一直是他关心的核心问题。经历黑格尔和施蒂纳唯心主义批判的马克思,聚焦于意识的、精神的牺牲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人的牺牲被经济化、有用化的关系,深刻揭示了人类解放与牺牲辩证法的紧密联系。马克思强调国民经济学遗忘了劳动本身,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应由此环节加以解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直面资本的权力运作,重新审视了“耗费经济学”的发展,并发展出一种极富批判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牺牲辩证法。

“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批判性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最根本的理论本质。但在形而上学思维范式中,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被窒息了。拯救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是马克思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使命。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通过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开辟了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视域,从而拯救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里,辩证法的批判方式、批判向度与批判旨趣都呈现出全新的内涵,这对于充分发挥马克思哲学对于当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所具有的解释和启示力量,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实现启蒙自身的启蒙——形而上学批判视域下的启蒙辩证法

本文试图在形而上学批判的视野下,在与否定辩证法的关联中来考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以发现其中的肯定性要素。启蒙辩证法的批判性和影响力,主要在于其揭示了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的悖谬结局。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并未满足于单纯否定性的结论,如果结合否定辩证法中阿多尔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拯救,就不难理解这一点。阿多尔诺的形而上学批判的目的乃是超越并拯救形而上学。在这一视野下来考察启蒙辩证法,就不会拘泥于一种纯粹否定和悲观的结论,而是要实现启蒙的内在超越,实现一种启蒙自身的启蒙。这便是启蒙辩证法中隐含的肯定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