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的政治”:民族主义为什么没有衰落?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理论困惑: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然而,国际关系研究倾向于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对待,用于解释各类国际问题的产生,而很少对民族主义本身进行研判。虽然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对民族主义的国内因素作出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但是对国际体系层面的诱因依然缺少了解。本研究尝试弥补上述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发生。笔者认为,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挑战了作为民族主义伦理基础的特殊主义,导致了国家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正当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对国家利益的规定存在原则上的不兼容,进而引发民族主义的激烈回应。

“承认政治”视角下竞争中的美日特殊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和美国在短时间内从战败国和战胜国的关系转变成高度相互依赖的同盟关系。对于美国而言,美日同盟的形成使它在太平洋地区收获了一个坚实、忠诚和价值观相同的盟友;而对日本而言,美日同盟则使其获得了美国的军事保护伞,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也可以借助同盟优势直接进入美国这一当时世界最大的市场。两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有较强的互补性,美日“从属性合作关系”的形成符合各自国内利益诉求和国际环境变化。从20世纪中叶开始,日本经济急速增长并有超越美国之势,美日发生了多次贸易摩擦,两国关系呈现出竞争和合作并存的状态。但是,贸易摩擦并没有削弱同盟关系,时至今日,美日关系继续维持了多领域紧密合作的态势,美日关系愈趋稳定。通常美日关系都在现实主义视角内研究,采用“承认政治”视角对战后美日关系的“特殊性”进行研究是一次有趣的尝试。

文化身份与当代文学经典中“承认的政治”——以茅盾文学奖获奖者为例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虽早已尘埃落定，但其引发的文学评奖热门话题仍然值得不断思考。其一，为了更加公开、公平、公正，这届评奖试行了实名投票、评委投票情况公布制等评选制度的新举措，第二轮结果公布后，媒体及网友都把焦点集中在“前十名中有八名省级作协主席或副主席”的问题上，

回归文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简评

在当今世界，“民族”是一个会激起各种激烈情绪的词语。冷战结束后，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发生的局部争端愈演愈烈，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等民族主义的极端形态的强烈排外性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出于对这种状况的忧虑，一些自由主义者试图在“承认的政治”的呼声下，为民族主义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方案。以色列学者耶尔·塔米尔（著名自由主义理论家以赛亚·伯林的弟子）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本专著。

普通法宪政主义的内涵及复兴——兼论詹姆斯·塔利的普通法宪政主义观

普通法宪政主义是当代宪政主义被遮蔽的一个面向,由于长期以来现代宪政主义的话语独霸,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对于它的关注和探讨都显不够。本文意图在与现代宪政主义的对比中概括普通法宪政主义的内涵并分析塔利以普通法宪政主义解决当代"承认的政治"的思路与意义。

“承认的政治”,还是文化的民主?——回应汪晖对“权利自由主义”的批评

汪晖从查尔斯·泰勒所构创的“承认的政治”理论出发,讨论了“承认的政治与权利自由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并批判了拒绝将“集体性权利置于个人权利之上”的西方“权利自由主义”以及那些“拒绝对实际的历史关系进行批判性思考,拒绝从当今世界的变化中理解自己社会”的中国的“庸俗的自由主义者”。本文拟在“多元的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回应汪晖对权利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学理批评。

“承认的政治”,或权力伦理

从题材和美学意义上讲，张运涛的《聪明记》是“非典型”的官场小说。没有“政治正确”的宏大主题，也缺少权钱色的复杂交易，更不在官斗、黑幕，或宦海浮沉上多费笔墨。就两百年来官场小说的发展脉络看，作品对政治文化意识的表述，以及对“权力决定论”逻辑的默认，延续的是九十年代末这一类型小说的美学原则。在叙述客观、类自然主义，以及“承认的政治”的意义伦理下，该作不惮以政治文化结构的“共谋者”身份，直述对当代县城政治生活的某种观察，并在非寓言性的表述里，不动声色地展现出中国最基层的组织结构中的政治生态和运行法则。

从自由民族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

从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经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到哈贝马斯的立宪爱国主义,是观察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文化、价值多元论是其自由民族主义的基础,泰勒结合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挑战,揭示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所包合的内在悖论,而哈贝马斯则抓住泰勒对权利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用立宪爱国主义整合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普遍主义成份,用政治文化观融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特殊主义要素,从而使其着重阐发的商议性政治观成为政治理论的晚近发展中的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