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中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与新范式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速应用,人类正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动力和范式不同于工业经济,但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和框架没有改变。工业经济中,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开始呈现出疲软和放缓态势,需要进行增长动力转换,消费拉动、供给推动和创新驱动是数字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随着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进入经济系统,经济增长向新范式转变,数字平台、数字生态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供了重要引擎,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实现内生增长。数字经济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需要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使用、数字平台发展和融合发展等方面下功夫。

人工智能立法的“技术—社会+经济”范式——基于引领法律与科技新型关系的视角

人工智能立法应以立法范式转型引领科技立法进入新时代。这一转型是对近代以来科技立法形成的"技术-经济"范式的重大超越。既有科技立法范式,简单强调经济主义的单一维度,虽然两三百年以来成功地刺激了科技应用和经济增长,但是现在明显具有很大的不适应性。一方面,这种过度经济主义模式本身导致了对科技社会性的忽视,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科技与社会风险;另一方面,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科技具有前所未有的强社会面相,它的巨大颠覆潜力和认知能力等特性,使得其应用面临着复杂而迫切的社会规范要求,特别是引发了对人的价值性的关切,因此应该向"技术-社会+经济"新范式转变,以经济性、社会性的双重架构以及相应的四项原则等,来推进对人工智能的合理规范。

新中国70年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与领跑机遇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新技术-经济范式。成熟的技术-经济范式会从核心(领跑)国家向后发国家扩散,并为"有作为"的后发国家提供范式追赶契机,新兴的技术-经济范式则会给经过几轮范式追赶且步入"并跑"阶段的后发国家创造范式领跑的历史机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三次成功跨越技术-经济范式的"卡夫丁峡谷",目前爆发的工业智能化革命给我国带来领跑新兴范式的历史机遇。从技术-经济范式赶超角度诠释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探析制约我国范式领跑的体制机制缺陷,并提出应对之策。

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机遇与中国创新政策转型

新技术革命为我国带来了新的技术赶超机遇,但也加剧了国家间的技术竞争。"中兴事件"暴露出我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短板。根据佩蕾丝、弗里曼等对技术革命浪潮的研究,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技术-经济范式转换阶段,处于技术赶超机遇期。美、德两国在19世纪下半叶赶超英国的经验给我国的启示是,以追踪世界新技术-经济范式为导向的创新政策是我国实现技术赶超的必要条件。要抓住技术赶超机遇就必须反思目前我国创新政策缺陷,通过创新政策转型和创新,营造促进民族企业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从而引导创新环境特征转变、促进向世界新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并跻身于并跑和领跑行列。因此,加强金融规制、系统性支持民族创新企业、培育民族高技术产业创新集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鼓励人才流动等成为我国创新政策转型的重要内容。

京津冀协同治理雾霾的“经济-社会-技术”政策工具选择

雾霾已成京津冀的"痛点"。政府和学界已形成如何协同治理雾霾的良性互动,今后要提高政策工具效果,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将人为作用影响环境变化的STIRPAT模型应用到分析京津冀协同治理雾霾领域,建立了"经济-社会-技术"三位一体治理雾霾的政策工具,依据方程和参数的显著性检验,将其分为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实证表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技术都对雾霾有显著性影响。经济政策要选择能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工具,社会政策工具的重点是推动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做出更大贡献,技术政策工具应从合作机制、共建大数据平台和统一技术标准体系等方面取得突破。

“互联网+”行动的创新创业机遇与挑战——技术革命及技术-经济范式视角的分析

文章依托创新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创新创业内涵及内在关联进行辨析。系统梳理了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历的5次技术革命,总结技术革命、关键要素、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为基础,从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视角展望新一轮技术革命,分析"互联网+"的本质,将其看作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产物。结合中国创新创业和"互联网+"的相关实践,就"互联网+"行动背景下创新创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展望。针对现实中存在的误区和障碍,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技术创新的线性范式与网络范式: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

企业技术创新是复杂的经济过程。经济学、管理学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多从技术与需求等市场因素入手,社会学则认为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基于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视角,采用珠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对两种范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网络范式"的解释力胜于"线性范式"的解释力,且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的影响方式不同。对商业关系而言,影响技术创新的是联系频率;对政企关系而言,起作用的则是信任程度。

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结构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12~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Dagumn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法探究其区域差异来源和结构差异来源。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中国各省市、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华东地区发展水平最高,中南、华北地区次之,西南、西北、东北地区数字经济欠发达;(2)研究期内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差异不断缩小,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其贡献率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更显著;数字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间差异最为明显;(3)华北、华东和西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是社会应用体系和核心产业体系,中南和西南地区则是核心产业体系和数字技术体系。

“互联网+”、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互联网的普及带来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O2O、远程医疗、网络众包、智能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的涌现。各种'互联网+'新模式新业态的背后是以移动互联(物联网、万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是信息通信领域正在经历的新的革命性变化,并有望引发第六次技术革命。数据信息将成为新的关键要素,围绕数据信息要素,以分布式、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化、产业融合、跨界融合、线上线下融合、大规模低成本个性化和定制化等为特征的新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形成。各种新模式、新业态的出现恰恰折射出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端倪,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当然,把握好'互联网+'的时代机遇仍面临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行业监管、认识水平等方面的挑战,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应对。

信息技术的“生产率之谜”与新技术-经济范式

按一般经济理论 ,信息技术应对生产率水平提高和经济增长作出较大贡献。但实证分析表明信息技术的作用并不像理论预期的那样显著。这一现象被称为信息技术的“生产率之谜”。本文试图从技术

绿色技术-经济范式引领生态文明转型的主要问题与发展策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引领经济社会变迁的演化机理,为我们动态分析绿色技术-经济范式引领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通过澄清工业技术-经济范式是否处于潜力衰微阶段、绿色工业革命是否已经拉开序幕、绿色金融资本是否得到适度发展、经济社会绿色转型面临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障碍等基础问题,可以明确绿色技术-经济范式引领生态文明转型的理论前提、基础条件、关键角色和革新方向。绿色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中国应当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发挥中国特色的治理优势,主动培育绿色技术-经济范式及其社会学习,加速引领和推进生态文明全面转型。

新技术-经济范式下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如何协调就业的数量和质量,实现就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基于新发展理念和经济增长理论,阐述新时代背景下新技术-经济范式对就业的影响机制。新的范式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就业创造和就业替代并存,二是就业集中和就业技能结构极化,三是就业的灵活性和就业的不安全感并存,四是劳动力供需不匹配加剧隐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面对新技术-经济范式,从人口总量和人力资本结构、就业政策约束、外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就业量质协调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剖析影响我国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核心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就业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

信息经济:全新“技术-经济范式”浮现

信息经济大幕已经开启,全新"技术-经济范式"渐行渐近。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创新形态不断被颠覆与重构;交易费用显著降低,网络外部性作用逐渐显现,分工协同超精细化,产权组合泛在与重构都赋予信息经济新的增长和发展模式。以信息经济生产领域范式转型为例,从传统创新到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式创新,从传统生产到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智能生产都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之中。信息经济厚积薄发、方兴未艾、前景无限,日益成为发展新经济,打造"双引擎",培育新动能的中坚力量,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方面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DL 5000-2000《火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程》实施后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一)社会效益 1、火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程修订后共有721条,其中七分之一首次划分为强制性条文,对于保护环境、劳动安全、防止火灾等需要强制执行并由政府主管部门监督的内容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虚拟经济再认识:基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范式

虚拟经济的膨胀、泛化全面深刻地影响着宏观经济运行方式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现有研究对虚拟经济的分析仅仅是简单地引用马克思对银行信用、商业信用、虚拟资本等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经济现象的具体分析,对现实中虚拟经济泛化、膨胀、"虚实背离"的解释力非常有限。本文在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析范式加以重新解释的基础上,运用这一分析范式对虚拟经济提出新解。本文认为,相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分析范式,"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析范式更为科学,其中,生产方式的内涵远超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叠加,生产方式涵盖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对象、生活内容等多个方面、多个层次、多个环节,更为生动,也更能反映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生产力发展是虚拟经济泛化、膨胀的基础;生产方式变化是虚拟经济泛化、"虚实背离"及其相对独立性的根源,具体体现在生产、投资行为在人们生活中角色的转换,人们获取收入的渠道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动;生产关系格局加剧了虚拟经济膨胀和波动与"虚实背离"。

域观范式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路径探索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使得现有经济理论体系“宏观—微观”范式的局限性突显。基于域观范式,可以从多维视角探究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构建包含核心层、产业层、平台层、应用层和生态层五个层面的数字经济分析范式。以此为逻辑起点,梳理中国的制度形态优势和价值文化优势,重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框架与实现路径,具体包括:加强核心数字技术攻关,推动数字经济标准化建设,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领域国际合作。

智能绿色增长、生活方式与社会-政治范式的重构

从传统增长模式向智能绿色增长模式转型,是使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能源和材料的“节约”以及新的绿色经济部门的“创造”,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和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使绿色与增长的“兼容”成为可能。但新技术只构成智能绿色增长的供给侧力量,要将技术内蕴的绿色增长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还需要生活方式的重构,从而在需求侧引导新部门创造,通过规模引致创新,促进智能绿色技术的生产率提升。但无论是技术本身的发展,还是生活方式的重构,都需要社会—政治范式的协同。

范式视角下的项目社会评价

随着项目中的技术、经济难题得到逐步解决,原来处于边缘的“社会”部分日益突显,因而社会评价便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出现了分歧。本文拟以范式为视角,对社会评价存在技术经济范式和社会学范式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技术经济范式的研究主题是项目“剩余”,方法论是科学主义,科学家共同体是技术、经济专家,而社会学范式的研究主题是“项目社会”,方法论以人本主义为主,科学家共同体主要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提出了社会学范式主导项目社会评价的主张。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与城市空间扩展研究

开发区的快速发展,推动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展和城市功能的转移扩散。通过对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带动城市空间扩展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对城市空间的规模扩张和功能扩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1)地域空间上,再造城市空间形态、形成金州城市新区和布局十大产业功能园区;(2)经济空间上,加快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发展进出口贸易,引领东北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3)社会空间上,增加就业比重,建设人才强区,建立相对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和科研创新体系,加快原有社会空间的分异和新社会空间的形成。

《资本论》对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超越

150年前《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经济科学的一次重要变革。《资本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强调以生产实践为基础,使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人"范式,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范式;强调运用"辩证法"分析经济现象,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强调用"逻辑—历史分析"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均衡—静态分析"。《资本论》在哲学基础上,全面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旧哲学基础,在方法论上,具有西方经济学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上都较西方经济学具有理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