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档案学理论范式下档案数据治理的逻辑框架和实践路向

数据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档案的数据价值潜力日渐受到重视,而异构冗余等数据问题也为档案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引入学科新视角,基于档案记忆观、档案多元论、档案第五维度等后现代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档案数据治理的逻辑框架和实践转向,从档案数据治理的目的、主体、客体和模式四个方面为其发展提供价值导向与理论参考。

韧性城市建设:不确定性风险下“技治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转型方向

韧性城市建设是应对现代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必要之举。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城市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导致城市在住房、交通、垃圾处理、社会冲突、自然灾害、传染病防控乃至社会个体和群体心理等领域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和危机。为此,“技治主义”城市治理范式需要进行适合人类时空变化发展的重构与转型,通过创新技术应用方式来建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背景下韧性城市治理范式,其重中之重是: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融通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挖掘城市治理的内部韧性以发挥共治优势、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理念并动态调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措施,构建适应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新理念,形成“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的普遍共识和实际行动,在充分考虑和评估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更加关注自然、关注人性、关注生命,加快韧性城市建设。

我国权力清单运行过程中的技治主义困境及优化路径

权力清单是我国推进简政放权和“放管服”改革的创新性技术手段,在各地区和部门的不断推进下,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科学化、工程化、技术化的技治主义特征。但是,在权力清单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出现了技术理性大于治理理性的技治主义倾向,面临着有效性存疑、应用性缺失和认可度不高的困境。因此,为规避目前我国权力清单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技治主义风险,实现治理理性的回归,必须从认知层面加强我国权力清单运行过程中的技治主义标准化和系统化建设,从社会层面实现技治、法治与德治的有机协同,从政治层面动态调整相关内容并提高公众参与度。

学术研究中的“技治主义”及其治理

尽管人们对于技术的态度向来臧否两见,但都承认技术正在加速型构人类社会。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直接催生了“技治主义”的政治理想,将“专家”与“技术”视为理想政治的决定性力量。随着技术文化的空前膨胀特别是借助实证主义思潮的东风,学术研究中的“技治主义”乘势而起,主要表现为被技术降维的学术专家、被捧上神坛的实证方法以及被不断渲染的写作发表经验,其诸多技术性风险也随之暴露。“技术治学”的现代治理思路可能包括切实发挥学术专家的作用、强调教育研究的理论品质以及倡导学术训练的经典底色等,以此打开学术研究去技术化的更多理论可能性。

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的技治主义再阐释

关于"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中国倡导"和而不同""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基本主张。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遭遇了部分西方媒体的质疑,有些政客甚至故意误读中国主张。技治主义是西方国家易于理解的语境与理论,基于技治主义语境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进行再阐释,有助于西方社会理解中国主张,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根本善意。和而不同是中国的一贯主张,更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信任中国、接受中国气候治理合作方案的基石;正确义利观解决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中的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双重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了"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区域特殊性与全球共同性问题。和而不同、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大主张真切关怀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民生疾苦,有助于同步实现气候治理与减轻贫困的双重目标。

科学技术与社会治理:技术治理运动的兴衰与反思

世界范围内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是当代政治活动的显著趋势,滥觞于技术治理运动对技术治理和技治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实践。该运动发端于20世纪初,主要流行于美国和加拿大,经历了酝酿、兴盛和分化,于40年代末衰亡,是知识阶层要求更多政治权力的"革命运动"。激进派的实践表明技术治理有沦为某种极权主义的危险,而温和派的实践说明技术治理可以作为社会治理非常有效率的工具。该运动为当代政治运作和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

技术治理是当代政治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是迄今仍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近年来,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逐渐成为热点问题。应该加强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深入细致地研究支持和反对技术治理两方面的意见,以建设性的态度重构技术治理的理论和模式。哲学反思技术治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技术治理的思想史研究,技术治理的批评研究,技术治理实践研究和技术治理重构研究。

国家治理与创新的长周期演化:对技术治理的重新理解

技术治理业已成为公共管理学术界与实践界所长期热议的一个研究主题,但学界对其概念含义有着显著的认知分歧,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走向。本文分析发现:技术治理的概念歧义源于技术在广义与狭义层面的双重含义,而人们为广义与狭义技术治理所分别赋予的负面及正面角色进一步导致了概念的模糊化与研究走向的分野。为破除技术治理概念的“面目模糊”状态,本文提出以国家治理的改革与创新为切入点,对技术治理过程进行长周期的观察,并最终实现概念的重建。新的“技术治理”概念吸纳了广义技术治理与狭义技术治理,指向一个国家治理的长周期发展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新技术触发了改革并替代旧技术,助力于新国家治理格局的创造;新治理格局稳定固化后,依然会再度与变动社会的发展需求发生偏离,直至更新的技术触发新一轮改革创新并再度发生治理格局的替代。技术治理所指向的,正是长时间尺度下发生的“技术触发改革创新—新治理格局的创造与固化—技术再度触发改革创新—新治理格局的再度创造与固化”循环往复,国家治理则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长期的发展演化与持续的进步。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的技术向善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让技术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也让"技术向善"的呼声渐高。技术的横向扩散与纵向发展机制给"向善"的价值取向预留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的技术应用又提供了实践上的新"田野"。疫情期间,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个主体生动诠释了技术向善的不同路径:以政府为主体的技术应用,在致力于"精准"的道路上,正向"精细"努力,不仅要实现技术对人的准确度量,还要规避"技治主义"的弊端;以市场为主体的技术应用,正努力践行其社会责任,并在平衡自由与隐私、公益与利益的关系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以社会为主体的技术应用,是大众搭乘技术便车,实现互助的过程,但仍需在"互动者"与"被互动者"的拉锯之间做更多协调,以追求更大程度的普惠。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的向善努力,是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的一次有益尝试,技术优化、组织变革与文化反思应共同发力,使技术向善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论纽拉特的技治主义思想

维也纳学派并非囿于象牙塔之中,而是积极参与进步的社会实践活动,纽拉特是其中的代表。作为技治主义者,他不仅提出技术治理主义的理论,还积极推行技术治理的措施。从技术治理的角度看,科学世界观和统一科学为技术治理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而纽拉特技治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向实物经济和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的手段是社会化和完全社会化。在纽拉特讨论的技术治理战略中,计划尤其是经济计划最为重要,其对计划的强调也决定了工程师以及社会科学在技术治理中的重要地位。纽拉特是逻辑实证的技治主义者的代表,其技治主义思想有区别于其他技治主义的鲜明特点,对于构建新的技术治理理论有重要价值。

西方技治主义思潮及其对当前中国的启示

发轫于美国的技治主义历经百年流变依然极富理论魅力。技治主义思潮带来了提倡科学管理与专家政治的新启蒙,冲破了落后蒙昧的社会格局,但同时也因其政治合理性的缺陷、唯科学主义的倾向以及潜藏的伦理价值风险等招致了不少质疑与批判。在当前数字技术蓬勃兴盛的时代背景下,丰富多样的技治实践不断涌现,学术界对于数字技术治理的追捧使得技治主义研究再掀热潮。展望未来,应该继续借鉴技治主义的理论智慧,挖掘其当代价值,放大技术优势,为我国的技术治理提供有益指导。

乘势而上:科技革命时代的技治主义

当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场科技大革命的转折点上。科学与技术的伟大突破,再次燃起了人类将良政善治的希望寄托于科学技术的巨大热情。在国家治理模式选择上,技治主义随着科技革命又一次为人所积极鼓动。技治主义一直被视为推崇技术专家治理的科技思潮,这是一种不确切的定位。实质上,技治主义是一直攀附在科学与技术疾速发展上的政治思潮,其构成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类需要以科学与技术所揭示的客观知识来重构社会认知与国家治理;二是技术专家治国会全方位胜过其他人群治国;三是国家治理中必须启用技术专家并屏退非专家人群。技治主义在形式上表现为由显而隐,但实质上呈现出由弱趋强的态势。由于技治主义是攀附科技强势发展的治国理念,故而迅速发展的科学与技术将长期为技治主义提供思想动力。从治国实践角度看,技治主义有其优化单凭经验而缺少知识的现存治国模式的特点,但它无法取代建立在经验与知识共同支撑基础上的治国模式。技治主义是一种对冲性的治国理念。

现代科幻文艺对技治主义的敌托邦批判

科幻文艺从早期萌芽发展到现代形态,曾经以其主题纷呈的乌托邦愿景引领现代技术治理社会的现实建构。然而,20世纪科幻文艺显现出一种忧惧晦暗的敌托邦叙事转向,聚焦于对技治主义的多元批判,涵盖从发达工业社会的极权统治危机、科技理性的失控危险、生态末世灾难、“造物主”的主体困境到人机交互社会的异化魇景等立体审视。科技敌托邦从乌托邦、社会文化、伦理和理论基石等层面对技治主义展开了多维批判,为当代技术治理走向善治提供了诸多启示,有助于构建一个技术进步与人类意义协同演进、可持续发展的真实世界。

从统治到治理——智能社会新型技治主义的问题与出路

不同于以往专家和政府主导的统治思路,在智能社会的新型技治主义中,以谷歌和脸书为代表的企业主体借助大数据等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掌控,意图获得唯一决策者的统治地位,造成了经济、政治乃至社会层面的诸多不良影响,亟需加以治理。鉴于技治主义建基其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再适应当下科学、技术与社会关联交杂的现实,从科学实践哲学视角出发的科学治理成为一条启发性思路。这一思路坚持实践本体论,注重建立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同盟与合作关系,兼具治理科技自身和治理科技与社会的双重内涵,在技科学流行的当下有助于促进智能社会的良序运行。

从“后常规科学”看环境风险治理的技治主义误区

传统的环境风险治理,主要采取的是基于"常规科学"方法的技治主义模式,旨在以"技术统治论"寻求关于风险的确定性、真理性的科学结论。当前,科学已经进入"后常规"时代,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极大提高,原有的"常规科学"方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技治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应充分认识"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精英决策过程,超越技治主义误区,建构多元开放型的科学家-政府-公众联合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提高环境风险治理的实效。

专家系统驱动的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基于F市创建禁毒示范城市的转译社会学解释

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在"稳中求进"的政治考虑下,结合技术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以实现特定的目标。借鉴拉图尔转译社会学理论,对F市"创城"过程中专家系统的转译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转译行动的实施赋予了专家系统行动者的身份,由此编织起的行动者网络能够实现治理资源的流动并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从而形成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作为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范式的"创城"是在转译行动建构下的内部转型与外部适配的过程。此种寓技术治理于运动式治理的范式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受到了专家系统的行动建构,将技术与政治进行了结构性整合,以使其匹配现阶段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现实的合理性与治理的有效性是采取这一模式的根本原因。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与价值嬗变

传统的威尔逊—韦伯范式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机,从而引发了重塑公共行政的运动。治理主义民主行政范式在吸收政治民主和社会自治思想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公共行政的基本框架,是对传统范式的改进和补充。在公共行政范式转换的过程中,隐含在公共行政传统范式中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相应的消解与嬗变,从善政逐渐转向善治。

网络社会技术治理主义批判与概念重构

网络社会的技(术)治(理)主义是美国技治主义在网络空间的翻版,在不同时期其分别以网络自由主义、多利益攸关方治理主义、联合国治理主义等面目示人。其夸大了技术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拒绝承认现实国家在网络空间的主权,拒绝以国家网络主权为主导的网络社会"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网络社会技治主义表达了美国特有的意识形态,维护了美国的网络霸权,为全球网络安全埋下了重大隐患,已无法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网络形势,应予以防范。技术治理是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应区分技术治理与技治主义,网络社会技术治理的概念需要重构,应发挥技术治理优势,防范技治主义。

社会治理中的技治主义:现实困境、逻辑转换与重塑路径

技治主义折射出的极权、专制、垄断等内涵与社会治理强调的平等、民主、多元参与等主张相抵牾,表现为技治主义的民主困境和信任困境。然而,科学技术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与改造力,使技治主义在社会治理中仍具有理论潜能,转换技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是重塑其认识论基础的必要前提。建立由交往理性主导、多元参与的技治主义克服了工具理性与专家导向的现实局限,促使社会治理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得以协调统一。重塑技治主义,可选择以“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其主体结构,以“科技支撑”拓展其内容维度,以“民主协商”优化其实践方式。

试析西方民众对技术治理的成见

在西方民众中普遍流行的对技术治理的成见,将技术治理等同于总体主义、机械主义、极权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机器乌托邦"。这种成见的形成与当代西方社会"敌托邦"科幻文艺流行、激进技术治理者的高显示度和反科学思潮兴起有关。必须破除技术治理的西方成见,建设性地研究和推进技术治理,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技术治理实践沦为"机器乌托邦"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