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困境及其破解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定追诉模式共经历了“司法主动型”“职权配合型”和“自诉补充型”三种阶段。实践中,拒执罪的追诉程序启动困难,难以实现其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刑事治理目标,具体表现为“职权配合型”追诉模式因职权异位向“司法主动型”追诉模式逆向发展,“自诉补充型”追诉模式因自诉制度的固有缺陷以及拒执罪的特殊性而无法发挥自诉权的救济作用。破解拒执罪的追诉困境,应当放眼追诉模式之外,从刑事诉权理论维度寻求方案,以“取消自诉,优化职权追诉”为突围路径,摒弃空置的自诉模式,在理顺拒执罪中公检法三机关权力逻辑的基础上,合理分配考核指标,加强调查权与侦查权衔接,激活检察机关的角色。

拒不履行民事调解书是否适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案号(2021)豫1522刑初517号案由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裁判要旨拒不履行民事调解书是否适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不能简单论断,而是要看人民法院在执行阶段是否已经依据民事调解书制作并送达了执行裁定书。

逃离管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管制刑是我国一种特殊的刑罚方式,通过限制犯罪分子的一定自由,对其进行社区矫正。犯罪分子需要依法履行义务,不得未经批准擅自脱离监管。然而,目前针对管制犯违反相关义务逃离管制的行为,现行法律缺乏明确的制裁规定。为增强管制刑的效果,维护刑法尊严,本文从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角度分析认为,该行为满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并且依法对逃离管制行为进行严厉制裁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有利于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因此,应将逃离管制行为定性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随后各地法院纷纷开展了打击拒执犯罪的专项运动。专项运动大大提升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简称“拒执罪”)的适用,同时,拒执罪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存在的判决、裁定的范围不清,“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认定不统一等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准确适用拒执罪,不仅要科学地界定犯罪对象的范畴,统一认定标准,同时需要遵循刑法谦抑并依据法理综合分析,增强法院人员的执法观念,真正实现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

论完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犯罪构成要件及罪数形态等方面均存在不完善之处,为更好地维护司法权威,应扩大犯罪主体,重新确定客观方面,澄清保护客体,并对共同犯罪等问题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法的反思与建言——兼评《刑法修正案(九)》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修订

我国刑法及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构成要素的规定显得较笼统和抽象,《刑法修正案(九)》增加单位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同时兼顾不同犯罪情节,提高了法定刑的幅度,无疑推进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法完善。但本罪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的确定仍然较模糊,罪状表述和法定的设置仍旧欠缺合理性和科学性。因此,明确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素,规范罪状描述语言,完善法定刑的配置,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立法原意,而且能够消除该罪名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尴尬。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情节严重”之实例考察——以2014年全国法院385份一审判决书为样本

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行为并非一经实施即构成犯罪,而是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司法实务中,一般只要能证明被告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就认定其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导致该罪的犯罪圈被不当扩大,违背了刑罚谦抑原则。《刑法》第313条中"情节严重"是指"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而"无法执行"是指永久性执行障碍,包括部分无法执行。判断判决是否达到"无法执行"程度,应当坚持穷尽原则。

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本罪罪名、犯罪客体、主体、对象等方面仍存在争议,这与法律规定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对现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性认识不充分有一定关系.本文对此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立法完善的建议.

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构成之改革

拒执罪以立法形式出台以来,虽对"执行难"的情况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由于在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等构成要件方面存在重大立法缺陷,致使执行实务中适用此罪的情形尚不多;在"诚信守约"的社会风尚遭到严重破坏的新时代背景下,除保护其法益之外,拒执罪的任务还应包括保护"社会信用";拒执罪应以保护"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正常执行活动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权威性"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为改革方向,以与其他相关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制度形成动态衔接为改革方法,从犯罪对象、犯罪行为和犯罪主体三个方面对犯罪构成进行改革,从而改善本罪的适用状况、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设置的若干理论刍议

从社会契约精神和法治理念的角度来讲,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设置具有重大宪政意义;判决错误并不能阻却执行义务人的责任,拒不执行错误判决仍然有可归罪性;在行为形式上,不应把人体的动静形式或积极与消极表现,视为区分作为与不作为的标准,因此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纯正的不作为犯。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民事强制执行的保障

完善的强制执行制度特别是妨害执行的刑事责任体系对于解决"执行难"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强制执行领域中的刑事责任所涉及的主要罪名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明确拒执罪的必要性及其司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是完善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和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途径与刑事保障。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对拒执罪的主体范围和惩罚力度都作了合理修正与完善,但本罪在适用范围、规制起点特别是追溯程序等方面的问题依然是未来立法的完善方向。

试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难的原因及对策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设立是为了维护司法秩序,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难"问题,故如何正确适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便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但由于过去对该罪缺乏重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其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难"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引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但现在其本身却步入了"适用难"的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有三方面:认识原因、法律原因和司法体制原因。因此,解决其"适用难"必须从这三方面入手。

拒不执行法院调解书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在司法实践中 ,出现的拒不执行法院调解书不适用《刑法》第 31 3条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决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主体之探讨

1997年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将该条罪名确定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相对于旧刑法而言,第313条罪状客观方面增加了“有能力执行”。此修改势必影响该罪主体的理解,本文对此略加探讨。

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司法认定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属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核心要件。对于被执行人账户资金往来与转移、隐匿资产的判断而言,应着重分析资金往来背后所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不能仅以资金往来的存在而认定有罪;在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所确认的债权与其他债权之间,当事人选择先行偿付其他债务,并非对司法活动的妨害,不能认定有罪;对于“高消费”行为的惩处,应强调相关规定的递进关系,只有违反禁令且拒不悔改的行为,才能认定有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之追诉程序探讨

造成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本罪追诉程序的启动上往往单纯依靠某一种追诉模式,未能将自诉程序和公诉程序的各自优点结合起来,以实现优势互补。在实践中还应该考虑打通二者之间的适用壁垒,实现双向的合理转化,以便于有效打击犯罪,节约司法资源的,提高司法效率,保证程序公正。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现行刑事立法必须完善

作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现行刑事立法 ,新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不仅欠规范、有遗漏、失协调 ,而且严重脱离司法实际 ,完全不符合立法原意 ,因此必须进行完善。本文分别在剖析新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关于犯罪对象、犯罪主体、犯罪行为之规定致命缺陷的基础上 。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法述评——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自1997年刑法修订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从妨害司法罪中单列出来后,十几年来,对该罪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刑法修正案(九)》将单位主体入刑,适应了单位犯罪能力的范围,保障被害方合法权益有效救济的同时也推动了刑法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共融,使本罪立法日趋合理。但是,增设"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将面临着合理解释的困境,与当前的轻刑化趋势有相悖之处且其刑罚目的合理性也值得质疑。

浅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及完善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近年来,执行难的问题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的突出问题,加大运用刑罚手段是解决执行难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罪的适用还存在诸多障碍,文章在分析适用障碍的基础上,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