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证据裁判主义审视

在证据裁判主义的审视下,公诉人和审判人员对被告人"拒不认罪"表述的"从重处罚"之量刑意见,存在着两个"证据裁判悖论":一是它限制、剥夺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利,二是它紊乱了公诉人、审判人员在证据裁判程序的角色;同时,对于被告人"拒不认罪"的各种情形,公诉人和法官皆有相应的控诉证据和裁判证据模式,即"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和(零口供)"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两种(控诉或裁判)证据模式。对被告人"拒不认罪"进行"从重处罚"是不应当的,也没有必要。

坦白应予从轻 抗拒不宜从重

认罪态度是每一个刑事案件在量刑时都要遇到的问题,但是究竟应当如何正确处理量刑和认罪态度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分歧。本文仅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大体说来,认罪态度不外两种:一是坦白交待,如实供述,确有悔罪表现;一是在证据确凿面前,狡辩抵赖,拒不交待,也不认罪悔罪。我认为,对于前者应当依法从轻判处;对于后者应当依法治罪。当然根据其犯罪事实和情节,依法应从重的必须从重处理,但不能离开法律规定,离开犯罪事实,以认罪态度不好为理由,从重处罚。

“拒不认罪”不应成为“从重处罚”的理由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和法官认为被告人对指控的辩驳属于"拒不认罪",并对其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不符合诉讼职能区分的原理,有悖于控审分离、辩护权保障以及法官中立等原则。"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是建国初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审判领域的应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然而,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法制建设逐步走上正轨,产生于非常时期的、体现浓烈政治需要的刑事政策已经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为了贯彻《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司法人员应从程序的价值和人权保障等角度审慎对待被告人"不认罪"的诉讼行为,不宜再将被告人的辩护行为视为"拒不认罪",进而"从重处罚"。

三十天内自首“缴枪”可不予处罚

6月2日，公安部发布收缴非法爆炸物品、枪支弹药和管制刀具的通告，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为期4个月月的集中整治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专项行动。根据通告，从6月2日起30日内自首并交出炸药、雷管、导火索、导爆索等非法物品的，可依法从轻、减轻、免除或者不予处罚；逾期拒不自首、拒不交出非法物品的，依法收缴并从重处罚。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一般累犯的认定

【裁判要旨】被告人本次犯罪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构成一般累犯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于曾被判处过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不区分本次犯罪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而反逻辑地一律适用一般累犯条款对其从重处罚的做法,与刑法基本原则及刑事政策规定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