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捕诉合一”改革质疑

将批捕与起诉职能设在同一部门,正在成为当前检察院内部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其是影响检察制度发展的重要问题。然而,"捕诉合一"以强化引导侦查,密切侦诉关系为前提可能导致侦捕合一,从而使批捕丧失中立性,削弱侦查监督。"捕诉合一"不当拔高了逮捕证明标准,进一步促使"够罪即捕、一捕到底",还损害了审查起诉对逮捕案件的制约。为司法效率牺牲司法公正,得不偿失。未来,仍应当坚持检察院捕诉机构分离,并剥离批捕权的追诉职能,通过强化公诉部门直接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提高案件质量。

谨慎对待“捕诉合一”

"捕诉合一"是指刑事诉讼中由承办检察官承担同一案件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当前我国在理论和实务上存在着"捕诉合一"和"捕诉分离"之争,采取何种模式对我国检察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都有重大影响。"捕诉合一"虽然也有提高办案效率等一些优点,但"捕诉合一"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也与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的改革路向不相吻合,会引发诸多问题。除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特殊类型案件外,不应实行"捕诉合一"。为贯彻"捕诉分离"原则,应当强化审查逮捕制度的司法属性。审查批准逮捕案件应当由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检察官办理,程序应当司法化,对不服逮捕决定者应当建立规范化的救济程序制度。

“捕诉合一”背景下诉讼化审查逮捕程序的完善与建构

“捕诉合一”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关系检察权运行机制的整体性变革。在推行“捕诉合一”的背景下,完善与建构诉讼化审查逮捕程序,对于防范审查逮捕职能弱化、助力“捕诉合一”改革顺利施行大有裨益。完善听取意见程序,需实现讯问犯罪嫌疑人全面化与实质化、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主动化、审查逮捕证明机制化;建构听证程序,应彰显审查范围适度、审查主体与决定主体同一、侦辩双方对庭论辩、权利救济与制度保障完备的设计合理性。当下,我国审查逮捕程序中应以听取意见程序为主导程序、听证程序为必要的辅助程序。

除魅与重构：“捕诉合一”的辩证思考

自1978年检察机关复建至今,批捕权与公诉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由合到分,再到分和并立又重启合一的一波三折。在这一系列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中,对于两种权力的内在关系应然与实然如何,其争论从未中断。立足于司法改革与检察权配置调整的现实语境,"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的问题探讨绝不能单纯地囿于利弊多寡之争,而是应当以除魅的方式回归问题原点。应从两种运行模式的基本意涵与确立初衷入手,寻求"捕诉合一"所涉的基本原理,回应"捕诉合一"的诸多质疑,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辩证思考,从理论与实务两个维度演绎归纳出时代语境下"捕诉合一"改革完善的本土化进路。

我国审查逮捕程序中的“准司法证明”——兼论“捕诉合一”的改革保障

在当前全面推进"捕诉合一"的改革背景下,构建科学合理的审查逮捕证明机制,提升逮捕决定的客观性与公正性,是防止审查逮捕职能弱化进而保障改革顺利实施的重要举措。审查逮捕证明与司法证明具有相似性,属于"准司法证明"活动,应当参照司法证明的方法建立层次化的"准司法证明"机制。逮捕的证据与刑罚要件涉及实体性问题判断,故而应当采用"准严格证明"模式。其证据须具备法定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但查证程序与证明标准可以适当简化和降低。而逮捕必要性要件是对社会危险性事项之证明,具有未然性与可变更性,应当采取"自由证明"模式。其证据必须客观而明确,但不必不拘泥于法定的证据来源形式,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即可。

“捕诉合一”背景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工作研究

在“捕诉合一”背景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具有必要性、重要性;随着承办人积极性提高,引导侦查统一性增强,提前介入工作向深入化、实质化发展。加强提前介入工作机制建设,扩大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范围,赋予案件承办检察官决定提前介入的权力,与此同时加强机制建设,通过会签文件设置专门联络员以及联合发布取证指引等方式加强取证引导,是“捕诉合一”背景下完善提前介入工作的主要方向。

“捕诉合一”改革对刑事辩护的影响及对策

“捕诉合一”是检察机关对内设机构的调整,其与“捕诉分离”各有利弊,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属于检察权内部的权限分工,在诉讼法上的效力并无二致。“捕诉合一”模式对于辩护权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审查批捕阶段律师辩护的重要性增加、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的效果削弱以及羁押必要性审查阶段律师辩护的难度加大。因此,该模式下更应重视对辩护权的保障,如赋予辩护律师在逮捕程序中的知情权、阅卷权及完善逮捕听证制度。

检察院“捕诉合一”改革产生的影响及完善建议

"捕诉合一"是检察机关现阶段职能整合而采取的一项积极措施。针对当前"捕诉合一"改革,文章通过分析"捕诉合一"具有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捕诉合一"改革过程中的过渡方式及完善建议。

浅析刑事检察部“捕诉合一”新机制

按照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安排,吉林省2014年6月开始进行"捕诉合一"机制的试点工作,现阶段该省大部分基层检察院对"捕诉合一"机制进行了实践探索。文章就"捕诉合一"的不同观点分别从学理和实务两个层面进行梳理,立足吉林省通化市人民检察院实际对于捕诉改革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对我国“捕诉合一”制度改革的思考

"捕诉合一"改革是目前诉讼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是根植于我国土壤的制度创新。即便"捕诉合一"正逐渐趋于成熟,但是对改革的争论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应该系统全面地了解"捕诉合一"改革的时代背景、内涵及价值,从而明晰争议,完善"捕诉合一"制度改革。

“捕诉合一”办案模式下有效辩护的实践困境及其化解

"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刑事诉讼格局,导致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空间被大大压缩,但审查逮捕阶段的辩护无法填补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功效减损,且检警一体化与检察机关专业化分工也对律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辩护",有必要调整检察官考评机制,前移律师阅卷权,增加审查逮捕时对律师的告知义务,延长审查逮捕时间,并对审查逮捕进行诉讼化改造。律师则要改变工作方式,高度重视捕前辩护工作,敢于提出无罪辩护,不断强化自身素质培养,努力让所有的辩护都通往正义。

“捕诉合一”视野下检警关系研究

“捕诉合一”是检察机关进行内设机构调整和具体职能整合而采取的制度改革举措,通过将逮捕权能和公诉权能集于同一检察官或同一检察组,再通过检警系统的工作分工,把侦查与逮捕起诉工作统筹衔接和配合,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护和诉讼效率的追求,顺应了司法责任制配套改革和“员额检察官”改革的需要,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和减少讼累。也研究对比了域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检警关系运行模式,并通过“捕诉合一”模式维度再次说明和论述了司法改革举措对我国检警关系在处理案件质量上、逮捕权能配置上、检方监督职能发挥上的影响,并寻求了相对应的完善举措思路。

关于“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理论反思与实践价值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正以崭新的面貌引领司法实务和理论研究,引发社会各界对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是否契合法治社会建设这一宏大时代命题的深度关切。"捕诉合一"超越了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两个程序、两项职能的简单叠加,成为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性变革,对检察工作体制机制产生多方面积极影响。推动"捕诉合一",关键在于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整合检察职能资源,同步推进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业务专业化建设和刑事审前程序的诉讼化改造。

检察机关“捕诉合一”模式及完善进路

在新的一轮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捕诉合一"模式作为一项检察机关内部司法职权的调整,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度关切。学理界大多学者担心采用"捕诉合一"的办案模式之后,会否定逮捕的独立价值,混淆逮捕与起诉的条件从而导致逮捕权的滥用,同时由于主体的合一会在客观上减少一层内部监督,从而增加错案的可能性。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其在司法实践层面提升办案效率、推进两法衔接、助力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应立足理论与实践回应"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诸多质疑,从而总结归纳出"捕诉合一"模式在我国的完善进路。

捕与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检察机制

"捕诉合一"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改革试点以来就备受争议,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本来分开执行,就是为了形成相互之间的制约,但是在中国的司法背景下未必就是合适的。从探索"捕诉合一"提出的原因开始探析,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审检"模式、"检警"模式上的不同,然后从反面来论证我国的法院还不适合拥有审查逮捕权,以及作为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的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部门之间的关系。接着,分析在"捕诉合一"模式下可能产生的问题,问题既有法学理论上的,也有司法实践过程中的。有的问题,或许现在还不能很好地解答,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法律发展,时间会给出更好的答案。最后,就审查逮捕问题的"司法化"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司法化"的必要性,并希望通过后续程序中审查羁押程序的救济,来进一步解决审查逮捕中的人权保障问题。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捕诉关系路径选择

批捕权和公诉权是人民检察院的两项重要职权,如何在检察机关内部实现这两项职权的合理配置,两项职权究竟应当分离还是合一,捕诉关系路径究竟该如何选择,在我国的学术界和实务界讨论十分激烈。在过去十几年的司法实践中,尤其是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员额制检察官和司法责任改革的推进,"捕诉分离"工作机制日益暴露出很多弊端,近年来已经有检察院开始大胆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机制。可以说"捕诉合一"也是检察机关内部进行自我革新的有益尝试。从当前检察实践角度进行分析,在司法改革大背景下,实行"捕诉合一"办案机制具有其合理性。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运行的现状与优化路径

监察体制改革是当前影响检察权设置和运行最为直观的司法改革,为检察机关作出自我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是检察机关进行自我审视和重新定位的重要历史节点。客观分析监察体制改革的影响、检察权运行的现状及内外部环境,是深化检察机关改革与完善检察权运行的起点。优化检察权运行的具体路径包括:坚持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规范“大部制”改革中的“捕诉合一”;限制业务部门的职能;实质化权力清单;建立案件衔接机制等。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设置目的,一方面在于辅助检察长之管理,另一方面又为满足检察业务专业化发展之所需。在设置模式上,内设机构的名称应仿照日韩或者我国台湾地区体例,改为＂部＂或＂组＂;当前＂条线状＂的内设机构设置模式符合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做法,实无必要进行根本性变革。同时,改革中还需澄清：＂大部制＂并非改革的必然方向,但在行政事务部门以及案件数量少、检察官员额数亦少的基层检察院仍可发挥作用;从专业化办案机制以及批捕权配置之立法目的的角度,＂捕、诉合一＂改革应当缓行;诉讼监督职能仍应按照诉讼阶段分段予以多元化配置。未来改革应坚持＂小改＂方案,即对现行机构设置模式和方案不作大的调整,新增侦查部和检察辅助人员室,另对侦查监督、公诉等部门的职责范围略作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