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县设区”的公共资源再配置效应

中国式“撤县设区”给县域带来了什么?是增进了与大城市共享发展还是导致了县市公共资源被汲取?本文以中国内地地区公交车站点空间布局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撤县设区”改革对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撤县设区”显著降低了县域公交车站点的新建概率,即这一改革对县域更多扮演着“资源汲取”角色。(2)动态效应上,“撤县设区”导致的汲取效应呈现不断增强趋势。(3)影响机制方面,一方面,“撤县设区”改革调整了公共交通资源的空间再配置:在省级层面,受政策冲击的地市在改革中受损而其他城市受益,呈现出省内统筹再配置格局;在地级市内部,被“撤县设区”的县域是这一改革资源配置受损方,而城市其他部分受冲击较小。另一方面,这一改革带来的差异化资源配置效果取决于基于改革意愿、经济实力的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博弈环境。本文从公共资源空间布局角度评估了中国“撤县设区”改革的真实效应,同时也对中国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模式选择具有借鉴意义。

“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体系构建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为例

通过"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方式形成的新市区,一般位于中心城区外围、具有明确而独立的中心、特殊区位和发展动力、乡村空间为主的非均质区域等特征。在区划调整中这类地区出于新老两级体制交替、磨合和稳定的考虑,通常会设定一定时限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延续原有权限,由此带来规划管理体制的"市、区二元"结构、规划成果的"多头规划"与"规划打架"、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分立"等矛盾。本文以这一特定地区的城乡规划体系构建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基于"以管理需求为导向、以地域分类为基础、以规划成果分类为路径、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落脚点"的城乡规划体系构建思路,最后以南京市六合区为实例进行了探讨。

行政区划调整与地区市场主体活力——基于“撤县设区”政策与创业活动的视角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可以显著提高撤并县域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规模。本文从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使用的视角,解释了“撤县设区”政策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机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显著提高了撤并县域的劳动力流入,降低了农业用地使用面积;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对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公司制企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中更强;在调节效应方面,本文发现当撤并县域所在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营商环境越好时,“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正向影响越强。

政府推动型城镇化与企业创新:促进还是抑制?

本文利用“撤县设区”改革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府推动型城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即政府推动型城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来源于主动推动型“撤县设区”,而非被动实施型“撤县设区”;相比于在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以及隶属于县级以上的企业中,“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以及隶属于县级以下的企业中更强。机制检验发现,“撤县设区”改革通过提升企业高技能劳动力的比重而促进了创新。

行政性分权与地区市场分割——基于地级市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是向市场“松绑放权”的过程,改革主要包括多级政府内部的行政性分权和政府向企业的经济性分权。其中行政性分权在政府行政框架下分解管理职能的同时赋予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权。由此,在地区利益主导下可能引发市场分割,相关假说有待实证检验。“撤县设区”和“省直管县”作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探索,为外生识别行政性分权对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契机。本文从地级市层面切入,利用“撤县设区”和“省直管县”两项政策系统刻画行政资源向地级市政府的集中和分散。在此基础上借鉴双重差分的思想,首次分析纵向政府间行政性分权对横向城市间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和“省直管县”通过改变政府间行政性分权程度,导致城市间市场分割程度呈相反方向变动:“撤县设区”加强地级市政府的统筹能力,加剧城市间市场分割;而“省直管县”则削弱地级市政府的干预能力,减小城市间市场分割。行政区管理层级的纵向调整影响经济区区域市场的横向联系。以上发现对于政府间事权划分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工业化模式影响下的大都市郊区发展比较研究——以南京市江宁区与宁波市鄞州区为例

以"新苏南模式"影响下的南京市江宁区和"浙江模式"影响下的宁波市鄞州区为例,研究不同工业化模式对"撤县设区"型大都市郊区发展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对比发现两者在经济社会发展、空间管理与利用方面均存在差异。探究其内在的逻辑机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共同背景下,"新苏南模式"影响下的大都市郊区在企业型政府主导下,通过开发区建设吸引大型外资企业入驻,实现了产业嫁接跨越式发展,表现出增长友好与财政友好特点,以区层面为主的空间管理集权和产业空间利用集中是自我强化的结果。"浙江模式"影响下的大都市郊区,政府干预较弱,表现为以本地小微企业为主的产业渐进发展,这有利于就业机会创造和财富分配,而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空间管理向街镇单元分权更多,产业空间利用也更为分散。最后针对各自的优势与问题,提出优化策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