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识与良知之间：国策学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

民国初期,日本的"支那学"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其"支那论"的核心框架和主要内容是:从对民族感情、国家统一的经济成本、民主制的代价三者的相关性的分析入手,得出了中国"本土"统一但"五族"应该"分治"的结论;以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为由,断言中国"国防无用","国际管理"势在必行;以"国家树龄"、"异族刺激"、"文化中心移动"、"殖民开发"等一套组合观点为支撑,兜售日本的对华使命论。内藤对中国历史的把握及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虽然显示了丰厚的学识,但他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出发,不遗余力地鼓吹适者生存这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站在日本民族国家本位立场上,为日本的对华殖民扩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则无所保留地彰显出其帝国主义时代御用文人的冷酷和人类良知的缺失。从一个泰斗级"汉学家"堕为一个庸俗的"国策学者",是内藤等战前日本一些知识分子的悲哀。

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

民国初期,堪称日本"支那学"代表的内藤湖南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民族分裂"、"国际管理"、"放弃国防"以及由"异族刺激"、"文化中心移动"、"经济开发"等论点支撑的日本对华使命论,构成了其"支那论"的核心框架。对中国的蔑视自不待言,整体上低估中华民族的能力和潜力、为日本等列强的殖民政策张目,是内藤"支那论"的显著特点和致命缺陷。泰斗级"汉学家"堕落为煽动对华扩张的"国策学者",是内藤等战前日本知识分子的悲哀。

“支那”之痛:中国现代留日作家的创伤性记忆

"支那"的国族身份带来的屈辱体验,成为中国现代留日作家心中的一种创伤性记忆。留日作家对于"支那"之痛择取的文学记忆方式呈现为两种价值取向:一是由自卑转向理性的国民性自省;一是带着怨恨情绪丑化日本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前者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国民性批判的外源性文化资源,而后者建构出的失真的日本形象,在满足时代所提出的国族动员要求的同时,也造成中日间彼此难以消弭的隔膜。

中国名称“支那”之谜与苗族——世界著名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与《中国苗族古歌》传递的信息

“支那”这一伟大中国的名称,是何等地响亮而又令人迷惘,它是纪元前时代,给国人留下具有国际影响与重要学术意义的历史难题。古往今来,国内的专家学者不断探寻它的历史文化意蕴之谜及其形成的谜因,外国学人亦因不得其解“支那”一词的内在涵义,而积极参与探索这个历史语料的神秘性。笔者通过较长时间对楚文化与苗文化、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学习与研究中,发现了关于与“支那”有关的种种迷津之谜,就此拟写有关阐释“支那”的文章,供给人们去思索,并全面揭开“支那”内涵之谜的根底,这也是当今人们急待解答的古代遗留下来的课题。本文拟写几个有关“支那”的问题如下:

大隈重信“支那保全论”探析

"支那保全论"是甲午战争后在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下日本"对外强硬"派提出的对华政策主张,大隈重信是代表论者之一。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逐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大隈"支那保全论"发展为东亚门罗主义即"大隈主义"。推进对华经济扩张是大隈"支那保全论"的核心,这一点在辛亥革命时期体现得尤为突出。一战爆发后,大隈"支那保全论"衍变为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

“支那”一词与帝国意识——评郑毅《吉田茂的帝国意识与对华政策研究》

不久前，笔者看到了北华大学郑毅教授的新作《吉田茂的帝国意识与对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在书末处有这样一段表述与引文：“吉田茂在时任首相期间和退出政坛以后，仍习惯性地、频繁地使用‘支那’一词来称谓中国，以表露其帝国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蔑视心理。”

日语漫谈④——“倭”与“支那”

中国史中最早记载日本为“倭”的是《汉书·地理志》。后来的史籍，如《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等都有把日本称为“倭国”的记载。其中有的史书上还有“倭人传”或“倭国传”等单独篇章。

“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

我们伟大祖国的称谓——中国,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都称为“支那”(如chinacina等等)。“支那”这一称谓的来源,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经过不少人的研究,在多年前就己得出结论,认为:“支那”的称谓乃是“秦”的音译,即“支那”的称谓来源于“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支那名号考》)。这种看法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证据确凿,长期以来就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但是,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历史研究》曾发表一篇题为《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的论文,第一次提出:“支那”一词的起源不是“秦”而是“楚”,从而这一似乎早己解决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这里,不准备重复“支那”一词源于“秦”的种种理由,因为早有许多著作对此作过详细的论证,笔者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在拙作《秦史稿》中也曾做了一点补充。所以,这里准备着重研究的是所谓“支那”一词源于“楚”(即“荆”)

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德富苏峰

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德富苏峰余绍１９２７年初，鲁迅跟德富苏峰就《三藏取经记》（即《大唐三藏取经记》的成书年代展开过一场公开论争。苏峰氏认为，该书是“宋刊的稀本”，鲁迅则认为“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双方的论据，均见于《华盖集续编》所收《关...

從“支那”名稱來源諸“新說”談起——關於學術規範與研究方法問題

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学术规范问题近来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原因是在如潮涌般出版的着作和刊物中，学术“失范”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记得在一次研究生导师座谈会上，有位理科教授对某些人文社科学者论着之多感到惊异，表示文科学术着作的水平很难评判。我冒昧发言，认为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成果水平的监定也有明确的标尺，和理科是一样的。

一部特殊的云南省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云南卷》

去年在履行对全省各级综合档案馆进行档案资源建设、信息化建设、县级档案馆库建设及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认定“四项重点”工作督察中，在德宏州档案馆资料库房中发现保存有一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云南卷》复印本，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该志书全是日文书写，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由日本人编纂的，即由日本东亚同文会于1943年（日本昭和18年）出版发行。“支那”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直到二战日本战败后，盟国最高司令部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这一称谓才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学校教科书、媒体中消失。那么当时日本人为什么要来撰写中国的地方志？日本人撰写中国地方志说明了什么？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思考？

有关“支那(シナ)”一词

新当选的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上台前后连续肆无忌惮地发表反华言论，对中国内政问题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激起我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对此，我国政府多次给予强烈的谴责。值得注意的是，石原在这一系列的反华言论中提到中国时从不称“中国”，而是用“支那”一词，并且自我辩护一番，说：

“支那”译称是如何被日本扭曲的

近年来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争端等因素持续低迷，包括一些政界上层在内的日本右翼反华言行层出不穷。其中一些人捡起了在日本废除已久的对华蔑称，称中国为“支那”。

东洋史学与日本汉学关系概述

日本东洋史学不是日本汉学,也不是日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自然发展阶段。日本学界努力归入东洋学体系的明治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实际至少包含了“东洋学”与“支那学”两条线索,而东洋史学是东洋学的主要内容。从学科、学会、学报和学派视角建立的基础认知出发,可以看到日本东洋史学是一种从支撑框架到讨论方法再到研究立场上全新的中国历史文化观察系统。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上,日本东洋史学与“支那学”思维一致,同时包含了明确的文化甚至政治诉求。

词的理性意义与伴随意义

词的理性意义与伴随意义厦门大学副教授杨杰一决定词义的最根本的基础是词的概念意义，也就是词的逻辑意义。概念意义是词汇意义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词义的核心，没有这一核心，词就不能存在。因此这一部分意义是词的基本意义，我们把它称之为理性意义。例如：язык，к...

佐藤春夫的中国观论考

佐藤春夫在他近50年的创作生涯中扮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作为文学家著述甚丰,而且对我国文人郁达夫影响颇深;作为"国策文人",也写下了大量为"皇军圣战"击鼓助威的作品。由于资料的匮乏,过去对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前者,后者几乎无人顾及。近年来学界虽偶有论者言及佐藤的小说《亚细亚之子》,但由于没有汉译本和第一手史料等原因,致使一些想当然造成的谬误不断出现。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旨在还原佐藤春夫及其"大东亚共荣"构想以历史的真实。

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

日本文化自大和、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一直在中国古典思想与文化的熏染蒙盖之下。此后的日本则转而急速西化。日本的现代是受了西洋文化刺激的"外发型开化"。大正时代这种激进的现代化与"脱亚入欧"反而促成了日本再次回顾中国的契机。发生在此时的"支那趣味"热赋予现代日本对中国再认识与自我认识的良机;它借助于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推进了文学、美术的多样性发展。诸多日本作家通过亲身体验现实中国,书写了大量充具异国风味的作品;与此同时,又把现代人的苦恼与人生思考带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中,加深了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理解,进而创作出他们自己的中国古典题材作品,形成接纳中国文学最深刻的写作分野。

19世纪末日本的中国认识探析——以《世界之日本》杂志为中心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也使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的瓜分高潮,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支那保全论"、"支那瓜分论"两种对华政策。虽然两种政策在主张攫取最大在华利益上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但是两种对华政策的形成是基于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对甲午战后国际形势及中国形势的不同认识。"保全论"和"瓜分论"之外,所谓第三种对华政策"日清同盟论"也曾昙花一现,成为当时日本朝野议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对于陷入严重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中国,日本言论界和政界从"社会凝聚力"的角度,指出了中国衰弱的原因所在。特别是政界重镇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认识,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日本国内政局的发展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