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幸福感悖论”与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

为了回答为何社会经济地位更低的农民及农民工生活幸福感却并不低于(甚至高于)城市居民这一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对幸福感"这一概念。该概念认为幸福感是一种相对感受,是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而得出的。因而,个体幸福感的高低,一方面取决于参照群体,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具体环境中的互动氛围。以城市社区生活为例,当社区中有良好的互帮互助传统,能够营造出和谐互助的社区氛围,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便会得到提升。当参照群体超出社区层面,社会不公以及高昂的房价使城市居民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从而导致生活幸福感降低。因而,政府需要在塑造社会公平正义之风以及调控房价上下更多的工夫。

家庭资产-负债与幸福感：“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释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面板数据考察了家庭资产与负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对"幸福-收入"之谜进行了再讨论。结果表明,家庭资产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负债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幸福感。不同资产或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大小与显著性不同。在资产中,以房产、汽车、耐用品的影响为主;在负债中,以住房负债、工商业负债的影响为主。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其它因素不变,幸福感会随着社区平均资产规模的上升而提高,会随着社区平均收入的上升而降低,即相对资产对幸福感具有正的"示范效应",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具有负的"攀比效应",负债则不具上述影响机制,负债更有可能通过影响健康而间接影响幸福感。研究还发现,一旦控制资产、负债及排除个体非观测异质性的影响,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遗漏变量是以往研究无法解释"幸福-收入"之谜——幸福并不一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升的重要原因。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基于2010—2017年CGSS数据的多维度动态分析

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不仅是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也是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中国为实现“提高人民幸福感”这一目标必须重视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年至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的数据,探索了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变化规律。本研究发现,虽然在这八年间,全国人均名义收入有显著提升,但国民幸福感均值没有明显变化,说明中国在此期间存在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在个体层面上,虽然收入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未出现收入饱和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该影响呈现减弱的趋势。本研究还发现,主观经济地位和休闲消费频率是收入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因素,且二者的中介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基本保持稳定。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针对“提高人民幸福感”这一目标的建议。

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中国经济增长存在“Easterlin悖论”。如何破解悖论,是当下学术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利用中国家庭综合调查数据,在Ordered Probit和OLS模型构建的基础上,阐述了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之间相互影响的机理及机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社会保障在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方面表现突出。通过机理分析可知,收入差距过大形成的不公平感降低了幸福感和获得感,而社会保障既能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与健康水平来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也能够通过提高公平感来缓解收入差距给幸福感和获得感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维护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降低居民对社会风险的担忧程度,提升防范与应对风险的能力是提高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举措。

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调查分析

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本文对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影响,"收入-幸福悖论"并不成立。同时,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与在政府机关及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相比,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如果考虑不同工作单位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随着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人的收入增加,由于工作单位的性质差异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两者之间逐渐缩小。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

收入和幸福在主流经济学中被设定为正向相关,但这一结论受许多实证研究的质疑。本文基于来自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家庭调查数据,引入了收入变量的绝对和相对度量,运用序数probit等方法,实证地研究了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显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而相对收入地位则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这一结论同时适用于中国的城市和农村。

不同性别居民的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背离现象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女性平均的个人收入远远低于男性,但是女性平均幸福感与男性持平,可将这种性别之间的幸福感与个人收入相背离的现象称作"性别-收入-幸福悖论"。从家庭性别分工的角度对此悖论进行了解释:性别工资差异主要由男女的家庭角色定位所导致,虽然不同性别的个人收入不同,但最终男女双方共同分享家庭总收入。所以,是家庭平均收入而非个人收入决定了幸福感的高低,因而会出现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大体相等。实证检验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个人收入都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加入家庭平均收入之后发现,只有家庭平均收入增加才会显著提升个人幸福感。最后,稳健性检验也表明上述结论是可靠的。

相对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

自从"Esterlin悖论"提出以来,经济增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已被证实并不存在。但是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相关研究存在不少争议。本文通过相关实证分析,证实绝对收入对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影响并不明显,而相对收入差距,也就相对收入地位的高低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分群体验证表明,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群体相比较高收入和城市居民群体更容易受相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在本文中得到较好的证实。

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现象研究

"Easterlin悖论"指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并未直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这一现象也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为考察中国的"Easterlin悖论"现象,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probit计量模型对居民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进了居民幸福感,而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降低了居民幸福感,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也损害了居民幸福感。因此,除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外,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都有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社会资本、家庭收入与城镇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有关"幸福悖论"的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仍然存在广泛的争议。理论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的强弱是受到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城镇居民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基于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家庭收入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收入、健康水平与信任程度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3个主要因素,而现阶段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为家庭收入水平;(2)性别、年龄、职业、健康、婚姻与政治面貌等个体因素均对城镇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3)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城镇居民的幸福感;(4)整体而言,未来需要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完善城镇医疗保障等几个方面提升中国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农村居民绝对收入、收入增长与主观幸福感

带着对农村居民提升幸福感的祝福,再一次对幸福视域下不能忽视的“幸福悖论”在农村居民中是否存在展开讨论。本文以山西省农村居民为调查样本,以“幸福悖论”为出发点,对农村居民绝对收入、收入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绝对收入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影响,但不是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在农村居民中存在“中等收入”是幸福的基础。在中等收入以下,绝对收入、收入增长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正影响,中等收入以上,这一影响不显著。

收入增长、收入分配与居民幸福感研究综述

文章将收入增长、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置于同一体系下,通过文献回顾总结了居民幸福感的经济学含义和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了收入增长、收入差距以及收入分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同步增长;其次,收入差距过大将对人们的幸福感造成损害,而公平的收入分配将调节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的矛盾,提升居民的整体幸福感,并在文末进行了述评与展望。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伊斯特林悖论:基于CGSS的实证研究

利用CGSS数据,本文检验了中国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考察了四种相对收入度量指标的特点之后,本文首选相对收入指标,并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均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低收入者而言,绝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相对收入无显著影响;对于高收入者而言,相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绝对收入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低收入者绝对收入的增加能改善其对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自身健康状况等方面的满意度,而高收入者则不能如此,但高收入者能通过相对收入的提高来改善其对自身居住社区的满意度。因此,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时,对于低收入者,我们需要提高其绝对收入水平;对于高收入者,我们在调节其收入时需要关注其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

收入差距、物质渴求与伊斯特林悖论——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的影响,以及物质渴求的中介效应机制。研究表明,第一,在整体水平上,收入差距扩大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尼系数下降0.1,给居民主观幸福感带来的效应相当于家庭人均收入提高247.62%。使用不同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和主观幸福感指标均得出一致性的结果。第二,收入差距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通过计算,驻点所对应的基尼系数为0.3287,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驻点右侧,即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阶段。第三,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居民的物质渴求水平,而物质渴求负向影响居民幸福感。验证了收入差距通过增加难以有效满足的物质渴求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为“Easterlin悖论”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分样本回归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对生活在乡村、物质渴求者、女性、上网、农业户口、低收入以及低教育的居民的负向影响更大。

幸福悖论及其最新解释

横断研究认为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长时时间序列(通常指10年及以上)研究认为二者无关,这种矛盾的结论即构成了幸福悖论。传统上解释幸福悖论主要从理论着手,如定点理论、适应理论、相对效用理论等。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忽略变量"的角度解释,文章分别介绍了收入不平等、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婚姻状态五种忽略变量。忽略变量对幸福感的消极效应抵消了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导致了幸福悖论现象的发生。

幸福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进展与启示

近年来,一批经济学家在吸收早期幸福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借助心理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将幸福问题的研究从客观层面推向主观心理层面、从抽象的理论阐释推进到精细的实证分析,并在此过程中探索幸福之源。本文以述论结合的方式梳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主观幸福感问题研究对中国当今人类实践和发展问题研究的意义和启示。

主观空气污染、收入水平与居民幸福感

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表明,经济增长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形关系,即居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的幸福感不仅不会上升,反而可能会下降,这就是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从收入和居民主观空气污染角度对该悖论进行了解释。首先,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对环境污染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收入水平越高,居民对空气污染越敏感,因此主观空气污染越严重。其次,收入水平越高,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越大。这是因为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对环境的要求是不同的,高收入者对环境有更高要求;而对于低收入者来说,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经济发展提高收入水平,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则关注不够。因此,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特别是要协调好不同收入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异质性需求,从而提高我国居民的整体幸福感。

公共服务何以影响居民幸福?——基于“收入-幸福”分析框架的实证检验

公共服务的改善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密切相关。已有研究大都将公共服务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加总,忽视了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在居民个体生活空间上的异质性。通过构建公共服务获得感这一概念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建立公共服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连接。基于“收入-幸福”分析框架,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公共服务获得感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以及公共服务获得感对收入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不同维度的收入与公共服务获得感能够不同程度地影响居民幸福;公共服务获得感能够显著地负向调节绝对收入和主观相对收入的幸福效应,即随着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提升,给定收入水平的幸福效应逐渐减弱;绝对收入与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幸福效应在流动人口中并不显著,但公共服务获得感的调节效应在各“户籍-居住地”组别中显著存在。进一步对调节效应的稳健性展开检验,排除了潜在的竞争性中介解释机制,采用不同的公共服务获得感测度方式也能够得到一致的结论。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不断提升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

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年和2006年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总体回归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能使个体增加42%的收入,但同时会减少13%的幸福感;子样本分析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收入的正向影响和幸福感的负向影响非常稳健。本文的研究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提供了客观依据,为伊斯特林悖论提供了个性特征维度的新解释,为新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支持,为当前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绝对收入、收入渴望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两个整村农户的实证考察

为避免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农户的异质性影响,采用陕西两个村庄整村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使用OLS回归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技术,分析了绝对收入、收入渴望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绝对收入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存在"马太效应";收入渴望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收入渴望在绝对收入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了调节作用,即随着收入渴望程度的提高,绝对收入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