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舜年案”看康熙朝容美土司未改土归流的原因

康熙朝发生的“田舜年案”,导因于容美土司与地方官、容美土司内部之间的矛盾,围绕“田舜年案”的处理,引发了容美等土司改土归流问题争议。康熙帝鉴于漠西蒙古的威胁、湖广苗疆形势严峻、容美土司周边局势等原因,对“田舜年案”涉案土司及官员以革职、安插内地、降级、罚俸等处置,并未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

广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辨析

广西土司制度最终确立于元代。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广西土司制度产生的源头大体可以追溯到秦汉王朝的"羁縻之治"时代,唐宋羁縻州县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前身,元明广西土司制度由唐宋羁縻州县制度发展与演变而来,两者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广西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是在明朝统一广西之初,具体表现为明初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实施对钦州七峒长官司的改流,由此揭开了王朝中央在广西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序幕。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由此成为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日渐消散的瘴气: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与环境变迁

瘴字来源于障,瘴气最早写为障气。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之所以推行土司制度,是因为受自然环境因素的限制:一是高山、大川的阻隔,二是瘴气等致命疾病要素的存在。有形的高山、大川尚可逾越,飘忽不定的瘴气成为中原人进入西南的魔障。土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西南地区的生态环境。明清时期,伴随着改土归流的进程,土司辖区日益缩小,但土司辖区与烟瘴区一直高度吻合。改土归流不仅是人进瘴退的自然环境变迁史,而且是中央王朝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歧视与偏见逐步消除的社会环境变迁史。

“土司可以出任流官”辨

土司与流官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绝无互相改变身份之说。而在土司问题的研究中,有“土司可以出任流官”的说法,对此有必要加以辨析。主张此说者所举例证,误将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解读为土司可以出任流官,这与其对明清职官制度中相关概念把握不当有关,未弄清楚加官、加衔、散官、勋官、赠官的内涵,将其与职事官混为一谈。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清政府为实现对土司地区的直接统治,除改变“土流并治”的具体内涵外,还采取了管理流官的方式管理土司,突出反映在对仿流官职衔增设的不准世袭的土弁、土屯官和“流职土司”的管理上,这些不准世袭的土弁、土屯官和“流职土司”实际上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土司,但绝不意味他们可以出任流官。“土司可以出任流官”的说法是不妥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土司制度的演变和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上)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消亡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同时,还阐述了改土归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土官底簿》视域下明代改土归流的时间、空间与原因探析

《土官底簿》载录有众多改土归流的事例,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土司政策和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史料。从这些改土归流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看,明嘉靖中期以前改土归流的高潮集中于正统和成化时期的云南地区。究其原因,正统麓川之役和成化吏治败坏与之关系密切。这些改土归流的原因复杂多样,反映了明代土司承袭制度的完备性和灵活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官底簿》对改土归流的详细记载亦暴露出明王朝的土司政策与地方施政存在较大程度的背离。

土司制度的演变和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下)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消亡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同时,还阐述了改土归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的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明王朝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土司制度的同时,又实行“土流并设”、“流官辅佐”,限制和削弱土官权力,并开始逐步进行改土归流。明代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又是广西开始进行改土归流的时期。弄清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对于了解广西土司制度及广西社会的发展历史。

明清时期里甲制度在广西改土归流地区实施情况研究——以上思州和养利州为重点

利用地方志、碑刻、文书等资料对明清时期里甲制度在广西改土归流地区实施的大致情况进行梳理,并对上思州和养利州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可以发现,明清时期里甲制度在广西改土归流地区的实施范围有限,推行过里甲制度并建立里甲组织的有崇善县、上思州、养利州和西林县。里甲制度在改土归流地区的推行,显示出朝廷在边疆基层社会组织上构建“大一统”局面的努力。上思州和养利州的情况分析展现了王朝制度和地方传统互动的生动方式,也彰显了地方传统的顽强生命力。研究证明,上思州和养利州都是在“田无顷亩”情况下推行里甲制度的,按照粮额摊派赋役,这堪称里甲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项创举。上思州的里甲组织彻底贯彻了地缘原则,具有按村落编制里甲的特点。这与东南地区不按村落编制里甲的倾向具有明显差异。对明清时期里甲制度在广西改土归流地区实施情况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明清时期广西改土归流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趋势的认识,对当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制度变迁视角下清代羌族地区改土归流与经济发展的探讨

清代羌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传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考察改土归流与羌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发现改土归流这一制度变迁,背后是羌族地区内部推动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和中央政府外部拉动制度变迁的强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改土归流为羌族地区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秩序、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以及更便利的对外交往途径,这些都促进了羌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以圩市窥探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 对清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清代广西的土司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土归流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历史趋势。圩市的形成和发展是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尺,笔者认为改土归流改变了广西圩市的主体的构成,使圩镇数量和开市率的增加,圩镇规模扩大,商业日益繁荣,圩市结构不断完善、类型增多。

试论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襲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捌度。元、明、清封建王朝,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甘肃、青海等省,设有八百多名土司。土司是世襲其官,世领其地,世长其民。这种“

论六盘水市彝族历史上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历史上六盘水市彝族的土司制度,其具体形式有则溪制度、营长制度,均为封建领土制度。则溪制度,为元至清初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统治形式,具有政权与族权合一的特点;营长制度,为明代土司制度在普安州具体形式,具有地域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结合,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特点。明末清初,由于多民族统一封建集权国家巩固发展,已不容土司制度继续存在,相继施行改土归流,废除原来世袭土司和土官,改派中央政府任命之行政官员(流官)。改土归流后,境内交通、教育、农业和手工业等均有新的发展。由于境内许多边远地区,流官的行政权力难以覆盖,改土归流不彻底,朝廷仍沿用当地"头人"、"寨老"等作为流官助手,为其巩固统治。

试论民国时期改土归流与南甸土司制度变迁

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对南甸宣抚司采取了渐进的改土归流,因多种原因,最终失败。但改土归流所采取的措施,已经部分的分揽了南甸土司的权力,这为解放初期,我国彻底废除南甸土司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湖广土司改土归流原因新探

雍正五年的湖广改土归流是清王朝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进,出现了大量苗民逃往湖广及兵源粮饷紧张的局面。而湖广土司区的存在,不但影响西南军需的供应和保障,而且也影响整个西南改土归流的战局,因此,清朝政府为了稳定西南边防,策应西南云贵广西改土归流的需要,趁势顺带地将湖广土司实施了改土归流。

清王朝不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探析

"改土归流"是清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此项措施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加强了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清王朝却未在甘青地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这一问题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这既表明甘青土司与南方土司类型不同,也说明甘青土司的存在不是清王朝在西北民族地区统治的障碍,相反却有着积极作用。相比南方土司的强大势力,甘青土司势力薄弱,而不断的汉化、分化与整合又导致其难成气候;此外甘青土司是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清王朝用兵西部边疆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清王朝没有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本质上看,不对甘青土司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也是清王朝从地区实际出发调整治理策略的结果。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土司权威的遗存与调控

改土归流并不意味着土司权威的终结。在土家族地区,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司权威在社会管理、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土司权威遗存有历史积淀、现实社会需求和改流中制度设计三方面的原因。流官政府通过打击破坏社会稳定行为、稀释土司家族优势地位、淡化土司权威文化基础对其进行调控。

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

广西土官制度的存在是与改土归流共始终的,而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又最引人们的注意。本文仅谈明代的改土归流问题。明朝除在桂西土官传统统治区继续推行土官制度外,还在桂东非土官传统统治区设设置了许多土巡检或副土巡检亦属土官之列,但这类土官的设置或革废的情况比较复杂,故这类土官的革废,本文亦不涉及。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流自明初就开始了,直至明后期都断断续续的推行,改流的地方也不是很少。洪武初首先被改流的是钦州七峒长官司;不久,太平府也被改流。

改土归流与清代湖广土家族地区城市的重建——从象征王权的土司城到象征皇权的府州县城

改土归流后,湖广土家族地区府州县城的兴建体现了清政府对民族地区城市建设"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特征。雍正时期,政府主导了湘西府州县城的修筑;嘉庆时期,民间倡导了鄂西各县城池的修筑。土司统治时期,土司城内的建筑多有象征土司王权的符号;改土归流后,土司王城或被废弃、或被摧毁,新建的府州县城内象征皇权的物化符号日益增多,展现了中央皇权取代土司王权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