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过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关键所在。当前,面对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

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新模式与政策应对:基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演进的视角

保障性住房建设是解决住房民生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及其带来政府财政负担这一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下,结合国家层面“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这一住房保障理念,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视角,梳理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阶段性特征,讨论我国住房建设面临的实践挑战,并进一步提出应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再调整视角,以多元合作共建模式予以应对。具体包括:在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推进背景下多路并举统筹解决保障性住房短缺难题,创新规划管制举措以激励多主体充分参与住房保障建设与住区治理,完善土地财税金融法律等配套政策以保障住房市场有序运行等。

地方政府数字政务服务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视角

数字技术快速迭代不仅推动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也赋能政府服务体系数字化的高效建设。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从社会系统、技术系统和外部环境3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数字政务服务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对我国333个地级行政区的地方政府数字政务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外部环境因素对地方政府数字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力最强,技术系统因素次之,社会系统因素第三。具体而言,公众需求、政策支持、创新能力和科技投入力度是地方政府数字政务服务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效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棚户区治理与中国城市反贫困——以政府-市场协作机制为核心的考察

棚户区治理与城市反贫困紧密相关。文章对我国城市反贫困过程中棚户区治理政策框架的历史演进与制度创新进行了梳理,并对我国棚户区改造的地方制度创新进行了举例分析,最后,围绕政府与市场多元主体在棚户区改造中的角色选择进行了详细阐述。

政府信息公开与数据开放的关联及治理逻辑辨析——基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变迁视角

政府数据开放工作正在我国蓬勃发展,但公共管理实践界发出的两大问题,即"政府信息公开与数据开放为何种关系"、"传统信息公开领域如何开展数据开放工作",依然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解答。本文认为,回答上述问题,须从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变迁视角出发,辨析政府信息公开与数据开放的治理逻辑差异,并构建对二者关系的清晰解释。本文提出,信息公开与数据开放的关系为"形式相同但功能各有偏重"。即,二者本质上都是政府对外发布信息(数据)的信息服务形式,同时包含"保障知情权"与"促进信息/数据的利用"这两重目标。不过,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治理逻辑中,保障公民知情权是其首要目标;在政府数据开放的治理逻辑中,促进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才是其首要目标,政府通过扮演"数据要素供应方"这一新角色,响应"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变迁,实现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以及数据经济价值的释放。首要目标上的差异也决定了二者须匹配以不同的信息(数据)发布格式。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提出,可将政府数据开放整合进入传统政府信息公开领域,形成信息公开与数据开放"并行运作"的双路径模式。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向发力--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和实践要求。

政府科技投入、资本扭曲与“科技-金融”耦合系统效率:基于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机制

为进一步厘清政府科技投入对“科技-金融”耦合系统效率的作用机制、促进耦合系统效率提升,鉴于目前缺乏将政府科技投入、资本扭曲、市场化程度与“科技-金融”耦合系统效率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且缺乏变量间内部作用机制的讨论,因此在分析政府科技投入对“科技-金融”耦合系统效率作用机制中考虑资本扭曲的中介作用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以中国30个省份相关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算耦合系统效率,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科技投入与“科技-金融”耦合系统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影响关系,政府科技投入能够缓解资本扭曲提升耦合系统效率;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政府科技投入在其直接作用路径中,对耦合系统效率的促进作用减弱,在由资本扭曲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中,资本扭曲对耦合系统效率的抑制作用减弱。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为促进我国“科技-金融”耦合系统效率提升,从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防范过度政府科技投入,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深化改革、促进金融业务多元化,以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主动吸收先进技术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三大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的金融亲社会机理研究

可持续金融要求金融发展的价值取向从“经济单维”向“经济—社会—环境”三维转变。从广义上讲,可持续金融可以涵盖所有产生社会和环境正外部性的金融活动,包括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其发展普遍具有高风险、高成本的问题,影响了金融体系发展可持续金融的积极性。传统的“市场至上”或者“政府简单干预”以及“作为另外一只手的‘社会’”的单一实践模式虽然各自具有一定亲社会机制,但是也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失灵。有必要实现市场、政府和社会性要素的融合以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从供给主体和机制上,建立和完善“商业性+政策性+社会性”金融分工合作的多元金融体系,同时,通过机制融合提升多元供给主体的主动供给,如利用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在商业性金融中注入社会性动机,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在政策性金融中增添市场性和社会性机制,利用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在社会性金融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此外,还必须要有自上而下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实现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和政策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微观动机的融合。

基于农户感知的黄河下游人-水关系结构分析

人-水关系研究是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领域。识别黄河下游农户对人-水关系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对黄河下游因人施策开展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政策调控具有重要作用。但已有研究多从区域水资源、水环境、水文化等某一种或几种关系开展居民感知调查及归因,忽视了人-水关系之间结构化的相互影响机制。基于对黄河下游山东省10个县的农户发放的1651份问卷,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后,最终引入水资源与生态关系、水文化与旅游关系、居住地生态功能、河口湿地功能、文化旅游功能五个潜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农户对水资源与生态关系的认识正向影响其对居住地生态功能和河口湿地功能的评估,农户对水文化与旅游关系的认识正向影响其对居住地生态功能、河口湿地功能和文化旅游功能的评估。研究结果通过基于农户感知刻画人-水关系结构,揭示人-水系统功能认知的影响机制,有助于为黄河下游地区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演变与求解:基于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城市住房问题是关乎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处理好政府、社会及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妥善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内在要求。本文在厘清城市住房领域中多元主体关系的作用边界和演变逻辑的基础上,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住房问题的演变脉络与求解历程,分析当前我国城市住房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及背后成因,从构建有效住房市场体系、织就有为政府保障密网、推动积极社会参与治理三方面提出展望,以期为创新城市住房问题求解模式、实现人人住有宜居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农村-城市迁移趋势对原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网络的重构效应

研究探讨了农村-城市迁移趋势对原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网络的重构效应,分析了迁移对农村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网络和资源流动的深刻影响,揭示了迁移带来的多方面正负面效应,通过实证分析明确了迁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作用机制,展现了迁移对农村地区经济活动和社会互动的重塑过程,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新型政府-市场关系与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形成了契合本土化特征的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其内涵包括强调党-政府-市场的三位一体框架、强调政府和市场两者的相互增强、强调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的结构特征。这种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区别于已有认识中的政府-市场两分框架和板块结合。作为中国经济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对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关键作用,新型政府-市场关系是通过理念引领、制度支撑、经济增长、分配调节等四重机制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正是依靠这四重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很大进展。新时代我国要促使全体居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为此就必须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府-市场关系,结合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对政府-市场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在夯实增长内生动力和提高成果分享程度的过程中促使共同富裕取得新成就。

双循环战略、政府-市场关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基于对全球化新趋势的审慎判断而做出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其本质要求是聚焦内部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各种障碍和矛盾,打通要素循环流动各环节,构建统一、平整的国内大市场,从而以更高的发展质量引领未来的内外循环。双循环战略内在地要求厘清政府-市场关系、建立法治化环境、严格保护市场主体产权、打造公平竞争宽松有序的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国内有效需求。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在于“畅通其流”,而“畅通其流”的关键在于构建新型的政府-市场关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政府-市场关系演变与文化中介组织适应性创新

"政府-市场"关系定位及其动态演变给我国文化中介组织的变革与发展带来了体制性障碍,致使其难以满足文化市场体系持续完善以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内在需要,由此亟需文化中介组织进行适应性创新。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切入,在厘清我国"大政府-小市场"格局的基础上明确文化中介组织的职能定位,由此进一步分析目前我国文化中介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限制性困境及其成因,并明确其适应性创新的实现路径及其关键点,从而为完善我国文化中介组织体系提供政策建议。

合作治理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研究——基于国家-社会二元论视角

研究讨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合作治理中的关系问题。既有认识相对碎片化,缺少在整体性视角下对合作治理发展状况的认知。以国内外最新研究为基础,基于国家-社会二元论视角,从角色定位、主体间关系及治理成效三个维度,梳理合作治理的发展特征、逻辑;并基于合作治理中存在的偏离社会、依赖政府两类合作失灵的现象,揭示了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关键机制。由此提出,对于合作治理的研究应该着眼于治理绩效,探讨不同主体特定作用的发生机制,从整体性的互动关系入手,探究和推进合作治理的发展。

县域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纾解方略——基于“政府-市场关系”视角

县域小微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社会就业、扩大税源、活跃市场、促进产业升级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在经济下行和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交叠的背景下,我国县域小微企业的生存质量受到较大影响,缓解县域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成为我国保增长、保稳定、促转型、促就业的重中之重。基于政府-市场关系理论,从地方政府、监管机构、金融市场机制、融资供给主体、融资需求主体(小微企业自身)五个维度,从中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系统探析纾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之道显得十分必要。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求一种"政府-市场关系"的最优配置,让市场竞争机制和政府功能各得其所,并发挥各自优势。

地方政府竞争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模型的检验

基于我国30个省域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增长型和环保型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时段异质性和非线性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区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存在时段差异。2011—2019年时段的增长型竞争和环保型竞争对降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作用较2004—2010年时段大。增长型竞争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经济发展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其对社会-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步减弱。环保型竞争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经济增长压力单一门槛效应,但随着我国发展理念的转变,环保型竞争对社会-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效应并未随着经济增长压力的增加而呈逐步减弱的态势。

双目标竞争能否降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

利用中国30个省域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系统GMM模型检验地方政府增长型竞争和环保型竞争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增长型竞争、环保型竞争以及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有效降低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双目标竞争影响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存在区域和时段异质性,相比于西部,东、中部区域的双目标竞争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降低效应更大,2011-2019年时段的双目标竞争对社会-生态系统质量的提升作用较2004-2010年时段大。为此应通过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制度来鼓励规范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开展适度的增长型竞争和环保型竞争,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

城市滨水空间演化中的“自然-社会”互馈关系研究——以深圳为例

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存在钟摆般变化的互相反馈关系,这种双向作用在跨越式城市化下的深圳水系中表现尤为突出。本文以深圳水系治理与滨水空间更新经历的历史性演化为例,揭示“自然-社会”复杂系统的自然过程、社会过程及其发生摆动的互馈关系,梳理滨水空间中生态系统过程与城市化扩张、治理和更新过程之间由双向负向作用趋于双向正向作用的摆动历程,同时,探寻“自然-社会”互馈关系中以人类社会过程为主导的正向驱动策略,以期在今后城市滨水空间发展中通过生态环境修复、城市生活激发、水岸文化建设等实现“自然-社会”正向互馈,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重要论述:角色勘定、协调原则与理论意义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对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极为关键。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社会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要建立强政府、强市场与强社会的“三强鼎立”的治理格局。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要秉持有为与有效、公平与效率、秩序与活力、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虚伪性,超越了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型政府理论,并为发展中国家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方案,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