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市场-社会”协同视角下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系统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显得尤为紧迫.欧盟经验表明:政府层面的法律法规规制和政策支持,市场层面的溢价机制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层面的协调、服务和监督功能,消费需求对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强化,以及基于农村发展项目和产业链发展项目的多主体协同机制,共同促进了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结合中国和欧盟在农业可持续发展阶段、支持政策和参与主体等方面的差异,得出以下启示:健全完善农业可持续发展导向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农业政策支持体系;提高企业有机、绿色农产品认证参与程度,提升农业产业链纵向协作紧密程度和培养企业社会责任;重视农业行业协会能力建设和消费者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引导;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协同机制.

信息-物理-社会视角下的电力-交通耦合网络建模与协同优化

近年来,电动汽车(EV)、快速充电设施的高速增长将电力系统和交通系统这两个复杂的基础设施网络紧密耦合。EV具备充电时间和充电位置的灵活性,对于新型电力系统正是理想的移动储能资源,可提供规模巨大的时间、空间灵活调节能力。然而,宏观的电力-交通耦合背后是海量EV用户在各类信息引导下做出的微观社会化决策,构成了复杂的信息-物理-社会系统。从这一视角对电力-交通耦合网络建模分析与协同优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首先,对两网耦合的基本场景和关键挑战进行了介绍;接着,以社会层与物理层为重点归纳了融合微观车主决策与宏观网络动态的EV群体出行-充电行为建模方法;然后,进一步纳入信息层,总结了多类定价主体与EV间的策略交互与协同优化;最后,对电力-交通耦合网络建模分析与协同优化相关方向的研究进行展望。

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的金融亲社会机理研究

可持续金融要求金融发展的价值取向从“经济单维”向“经济—社会—环境”三维转变。从广义上讲,可持续金融可以涵盖所有产生社会和环境正外部性的金融活动,包括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其发展普遍具有高风险、高成本的问题,影响了金融体系发展可持续金融的积极性。传统的“市场至上”或者“政府简单干预”以及“作为另外一只手的‘社会’”的单一实践模式虽然各自具有一定亲社会机制,但是也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失灵。有必要实现市场、政府和社会性要素的融合以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从供给主体和机制上,建立和完善“商业性+政策性+社会性”金融分工合作的多元金融体系,同时,通过机制融合提升多元供给主体的主动供给,如利用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在商业性金融中注入社会性动机,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在政策性金融中增添市场性和社会性机制,利用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在社会性金融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此外,还必须要有自上而下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实现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和政策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微观动机的融合。

生理-心理-社会协同护理模式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干预效果

目的探讨生理-心理-社会协同护理模式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干预效果。方法收集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在福建省闽清县总医院住院治疗的98例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9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接受生理-心理-社会协同护理模式干预,对比心肺功能、自我效能、生活质量差异。结果干预1周后,观察组患者的6分钟步行距离(6MWD)大于对照组,自我效能量表(GSES)评分高于对照组,尼苏达心力衰竭生活质量问卷(MLHFQ)各维度(情绪、身体、其他)评分低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生理-心理-社会协同护理模式应用于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可有效提升心肺功能,增强自我效能感,提升生活质量。

地方政府数字政务服务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视角

数字技术快速迭代不仅推动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也赋能政府服务体系数字化的高效建设。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从社会系统、技术系统和外部环境3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数字政务服务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对我国333个地级行政区的地方政府数字政务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外部环境因素对地方政府数字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力最强,技术系统因素次之,社会系统因素第三。具体而言,公众需求、政策支持、创新能力和科技投入力度是地方政府数字政务服务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效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生理-心理-社会协同护理模式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生理-心理-社会协同护理模式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80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及随访,观察组给予生理-心理-社会协同护理,比较两组的自护能力和生活质量。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的ESCA各维度评分、 WHOQOL-100各维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生理-心理-社会协同护理模式可增强脑卒中患者的自护能力,改善其生活质量。

棚户区治理与中国城市反贫困——以政府-市场协作机制为核心的考察

棚户区治理与城市反贫困紧密相关。文章对我国城市反贫困过程中棚户区治理政策框架的历史演进与制度创新进行了梳理,并对我国棚户区改造的地方制度创新进行了举例分析,最后,围绕政府与市场多元主体在棚户区改造中的角色选择进行了详细阐述。

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以及西藏自治区数据),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各省份间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演变趋势及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表明:①各省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在空间上呈现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区域不均衡特征。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呈现以东部地区为核心的复杂空间网络结构,省际间空间关联性呈上升态势,但网络结构稳定性还有待提高。③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等地区凭借优越区位,在关联网络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宁夏回族自治区、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影响较小。④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等地区属于“主受益”板块,浙江省、广东省等地区属于“经纪人板块”,安徽省、江西省和湖北省等地区属于“净溢出”板块。⑤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的空间关联网络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科技投入、市场化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均有利于空间关联关系的建立。研究显示,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存在空间关联性,需进一步加强省份间的绿色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

从“举国体制”到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思考

竞技体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是我国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份重要事业,我国的竞技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得益于举国体制。奥运争光计划在当代中国体育发展进程中,很好地践行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举国体制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中国体育振兴发展的坚强保障。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标志我国进人体育强国建设新时代,标志着我国竞技体育进人全新发展时期。关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有以下几点思考。

政府科技投入、资本扭曲与“科技-金融”耦合系统效率:基于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机制

为进一步厘清政府科技投入对“科技-金融”耦合系统效率的作用机制、促进耦合系统效率提升,鉴于目前缺乏将政府科技投入、资本扭曲、市场化程度与“科技-金融”耦合系统效率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且缺乏变量间内部作用机制的讨论,因此在分析政府科技投入对“科技-金融”耦合系统效率作用机制中考虑资本扭曲的中介作用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以中国30个省份相关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算耦合系统效率,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科技投入与“科技-金融”耦合系统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影响关系,政府科技投入能够缓解资本扭曲提升耦合系统效率;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政府科技投入在其直接作用路径中,对耦合系统效率的促进作用减弱,在由资本扭曲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中,资本扭曲对耦合系统效率的抑制作用减弱。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为促进我国“科技-金融”耦合系统效率提升,从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防范过度政府科技投入,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深化改革、促进金融业务多元化,以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主动吸收先进技术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三大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输配电网多主体参与的碳-电耦合市场双层交易决策方法

碳市场的引入改变了传统化石燃料机组的发电成本,从而影响其在电力市场中的竞价行为。同时,输配电网中涉及不同的市场主体,需在碳-电市场下研究输配电网的市场交易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输配协同的碳-电耦合市场交易决策方法。首先,提出了考虑输配协同运行的碳-电耦合市场的交易框架。其次,构建了一种基于输配协同的多主体交易的碳-电耦合市场双层交易决策模型。上层模型为各个配电市场与发电商的碳-电协同交易决策模型,下层模型为输电市场和碳市场的出清模型,量化了碳配额与发电量间的关系。再次,通过Karush-Kuhn-Tucker(KKT)条件、对偶原理以及Big-M法将每个交易主体的双层模型转化为单层具有均衡约束的数学模型(mathematical problem with equilibrium constraints,MPEC),所有MPEC构成了均衡约束均衡规划(equilibrium problem with equilibrium constraints,EPEC)模型,并通过对角化算法进行求解。最后,基于T6-D7-D9和T30-D33系统进行算例分析。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可有效促进电力行业减少碳排放,降低运行总成本的同时提升社会福利。

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水平的演化特征及提升路径

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将城市群解析为由经济、社会、生态等子系统集成的复合系统,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对象,探讨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成立以来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水平的演化特征并探寻其提升路径。结果表明:1)从城市群尺度看,2007—2019年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有序度总体呈提升趋势,复合系统协同度由轻度失调走向中度协同;2)从城市尺度看,长沙市、株洲市已实现中度协同,湘潭市仍为轻度协同,研究期内长沙市复合系统协同度持续强化、株洲市与湘潭市相对弱化;3)长株潭城市群协同发展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城市群总体协同水平偏低、社会-生态子系统变化缓慢,主要制约序参量为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另一方面城市间协同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主要制约序参量为经济规模、发展质量、产业结构和污染排放;4)长株潭城市群协同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城市群尺度下需合理制定各子系统有序发展与协同目标,健全城市群财政及公共事务统筹管理机制;在城市尺度下各城市应补足短板、提升发展能级,不断完善城市间互动合作机制。

秦巴山区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权衡-协同关系及驱动力——以陕南地区为例

秦巴山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面临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探究秦巴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已有研究受限于系统复杂性,仅聚焦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整体性评价,缺乏对各子系统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的讨论。本文以陕南地区为例,从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脆弱性与应对能力两个维度建立恢复力指标体系,使用TOPSIS模型对陕南地区2005—2020年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进行测度,通过相关性分析衡量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各子系统间权衡与协同关系,并识别其主要驱动力。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陕南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2)生态系统脆弱性分别与生态系统应对能力、社会系统脆弱性之间存在权衡关系,其他子系统之间主要表现为波动变化的协同关系。(3)与权衡关系相关的主要障碍因子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地形破碎程度和垃圾处理能力;与协同关系相关的主要贡献因子为第一、二产业发展水平、地方财政实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垃圾处理能力以及教育发展水平。本研究从权衡与协同关系的问题视角出发解析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可以为秦巴山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优化对策与建议。

农村-城市迁移趋势对原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网络的重构效应

研究探讨了农村-城市迁移趋势对原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网络的重构效应,分析了迁移对农村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网络和资源流动的深刻影响,揭示了迁移带来的多方面正负面效应,通过实证分析明确了迁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作用机制,展现了迁移对农村地区经济活动和社会互动的重塑过程,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地方政府竞争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模型的检验

基于我国30个省域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增长型和环保型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时段异质性和非线性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区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存在时段差异。2011—2019年时段的增长型竞争和环保型竞争对降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作用较2004—2010年时段大。增长型竞争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经济发展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其对社会-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步减弱。环保型竞争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经济增长压力单一门槛效应,但随着我国发展理念的转变,环保型竞争对社会-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效应并未随着经济增长压力的增加而呈逐步减弱的态势。

双目标竞争能否降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

利用中国30个省域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系统GMM模型检验地方政府增长型竞争和环保型竞争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增长型竞争、环保型竞争以及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有效降低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双目标竞争影响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存在区域和时段异质性,相比于西部,东、中部区域的双目标竞争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降低效应更大,2011-2019年时段的双目标竞争对社会-生态系统质量的提升作用较2004-2010年时段大。为此应通过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制度来鼓励规范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开展适度的增长型竞争和环保型竞争,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演变与求解:基于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城市住房问题是关乎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处理好政府、社会及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妥善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内在要求。本文在厘清城市住房领域中多元主体关系的作用边界和演变逻辑的基础上,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住房问题的演变脉络与求解历程,分析当前我国城市住房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及背后成因,从构建有效住房市场体系、织就有为政府保障密网、推动积极社会参与治理三方面提出展望,以期为创新城市住房问题求解模式、实现人人住有宜居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考虑发电商多时间耦合决策的碳-电市场均衡分析

作为碳市场和电力现货市场的共同参与者,发电商的决策行为将同时影响两市场的出清结果,碳-电市场耦合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模拟发电商的决策行为进而开展市场均衡分析对各市场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碳市场要求发电商在履约期结束时需缴纳碳排放总量对应的碳配额,在履约期内发电商可灵活选择任意时段的碳、电交易策略,前后时段决策相互影响。为此,重点研究考虑发电商多时间耦合决策的碳-电市场均衡分析问题。在多时间尺度下碳-电耦合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考虑发电商多时间耦合决策的碳-电均衡分析框架。基于此,建立了考虑多时间耦合的发电商碳-电协同决策模型,量化了碳配额与发电量间的关系。通过分析不同发电商多时间耦合的决策行为,建立了碳-电市场的均衡分析模型。算例结果表明,考虑多时间耦合特性可进一步促进电力行业减少碳排放,提升社会福利。

京津冀协同治理雾霾的“经济-社会-技术”政策工具选择

雾霾已成京津冀的"痛点"。政府和学界已形成如何协同治理雾霾的良性互动,今后要提高政策工具效果,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将人为作用影响环境变化的STIRPAT模型应用到分析京津冀协同治理雾霾领域,建立了"经济-社会-技术"三位一体治理雾霾的政策工具,依据方程和参数的显著性检验,将其分为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实证表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技术都对雾霾有显著性影响。经济政策要选择能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工具,社会政策工具的重点是推动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做出更大贡献,技术政策工具应从合作机制、共建大数据平台和统一技术标准体系等方面取得突破。

中国经济改革的“政府-市场”格局优化路径探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效的“政府-市场”格局。格局优化伴随着一个包括卡尔多-希克斯、帕累托最优在内的利益调整过程,利益调整应当服从“国民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和终极目的。格局优化的路径之一是政府控制对象的嬗变:政府通过“四种”资产的转换,实现行政控制向经济控制的过渡和经济控制从“企业产权层面”向“纯资产产权层面”的转换。这些命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寻找到优化的中国政府资产转换最优路径的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