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文学新体制的营构——建国初期丁玲的文学批评与创作

建国初期,为了营构政治化文学新体制,丁玲以较多的批评文字和不多的创作发出了自己作为“小号兵”呐喊助阵的声音。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和“政治第一”的批评标准出发,她在批评实践中对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问题、作家“改造思想”问题以及形式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她还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新体制的“规范”,间接显露出了“小号兵的声音”。在她的批评和创作中,文学与政治一体化的关系,是贯穿始终的中心和基本线索;建立和显示新体制的规范,是她从事批评和创作的目的。

从上海到延安:“文学旗手”建构的空间政治诗学——延安文艺体制中的高尔基形象塑造

随着"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发生,高尔基逐渐为中国作家所熟知。但是,作为作家的高尔基真正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权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兴起以后。在上海的左翼时期,尖锐剧烈的政党冲突使高尔基变成了文学与政治结合的"完美"代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尔基和鲁迅一样,在解放区通过一系列纪念大会被赋予了"文学旗手"的功能,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被纳入了延安文艺体制当中,成为解放区独具特色的文艺生产方式。高尔基的人生历程、创作道路、道德追求、政治倾向等都被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形态内涵,高尔基不再作为一个有个人情感和思想矛盾的独立作家而存在,而是变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集体符号。

新时期三元文学体制生成策略与变革趋向

用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文革"后文学"知识场"重新生成的各种社会力量,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体制的生成与变革是一个自下而上又由上而下、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过程。"人民"成为文学知识分子参与新时期文学知识场重建、质疑文艺审查制度并得以精英身份发言的重要策略。与此相应,1982年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中译文修改稿的发表,标志着党作为文学知识生产的管理者逐渐以间接规约文学知识的传播阶段——出版物,取代以往直接限制文学知识的生产阶段——作家创作的领导策略,新时期"人民-文学-政治"三元文学体制形成并对繁荣新时期文学创作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与时代政治同步的文学——《人民文学》1976年复刊研究

1976年《人民文学》的复刊与当时激烈的政治变动关系密切。它应时代之需,成为一种表达政治话语的文学工具。这里以复刊当年的《人民文学》为文本进行分析,从复刊的背景、刊物内容文本分析及历史评价三部分全面解析当年刊物的文学状况。

文学呼唤政治体制改革——读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小说的札记

邓小平同志于1987年3月19日会见加拿大总督时说:党的十三大将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这就澄清了有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不符合实际的传闻臆测。

从《人民文学》看“先锋小说”的政治性

1987年《人民文学》和《收获》集束刊登了先锋小说,这预示着先锋小说在当代大陆文学中有了一席之地。从梳理和分析《人民文学》的刊登动机入手,揭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意识形态性:它们是作为"多元化"的"一元"被纳入的,同时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地位的象征。

对人民有益 对社会主义发展有利——浅谈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

文学批评总有一定的标准,没有标准的批评是不存在的。现在文学创作日益繁荣,文学批评到底坚持什么标准,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四十年前在《讲话》中提出的两个“基本的批评标准”,即“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至今还是正确的。本文拟就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标准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作一探讨,以期引起对问题的深入研究,比单纯停留在肯定或否定上是会有益得多。领会别人提出的理论原则,最忌主观随意性,或断章取义。

情为何物 情何以堪——共和国文学之初的情感政治

这是我在近几年逐期阅读《人民文学》刊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题目，就是文学情感表达中的政治。具体一点说，就是共和国初期（一九四九一一九五一）的各体文学写作（包括文艺批评）究竟如何表达一般所谓的基本人情——情感表达的内容、方式及其评价立场。由此文学现象的梳理和分析，

文学体制化与作家审美转型

现代文学在20世纪40至50年代从文学观念到审美价值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与文学体制化密不可分。文学体制化的核心是国家的组织制度,而这种组织制度所代表的是国家意识形态权威的强制力量。这种强制力量有无形的精神力量,如意识形态权威的影响、对作家的思想改造;也有有形的物质力量,如文学生产的体制化。同时,作家个体人格构成的主观因素与这些客观因素相互纠结,最终促成了作家向体制化文学写作的转型。

“拨乱反正”:过渡期的文学批评——以1976-1978年《人民日报》为中心的梳理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人民日报》等党报的文学批评对文学的流变曾经起到过非常显著的影响，这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尤甚。党报的文学批评某种程度而言可说是政治批评，大多代表着权威意志对文学的发声，作为方向性的纲领引导着文学的动势，这是理解《人民日报》等党报文学批评的重要基点。

民众的文学生活权力必须得到尊重——就文学人民性和人民文学问题答刘淮南先生

人民性是一个文学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近20年的精英文化批判面前,民众的文学和文化需要没有得到过正常的尊重。精英文化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和文学生存权力;要尊重民众文学和艺术的选择权力;不能低估和贬低民众文学生活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不能将自己的精英文化立场"贵族化";精英群体不能只是把矛头指向民众,精英文化是同样需要被批判的。

施燕平《〈人民文学〉复刊和编辑日记》劄记(二)——文化部的两次会议:创作评论座谈会(1975年)、创作会议(1976年)

一、文化部创作评论座谈会（1975年12月1日-30日）1975年下半年的政治形势堪称波谲云诡。7、8、9月后来被说成是邓小平主政整顿刮了三个月的右倾翻案风;在文艺界,所谓右倾翻案风其实与毛泽东的《创业》批示（7月）~2所形成的政治气候有直接关联,党的文艺政策需要＂调整＂。文艺的政治风向转了,习惯性的跟风现象也就必然出现了。所以右倾翻案风和调整的惯性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几乎整个下半年。

1950年代台湾文学的现代性诉求——以《自由中国》“文艺栏”为中心:“政治文艺”时期(1950-1953)

一从总体上看,由特定历史因素所催生的强势文艺政策,一直在主导着整个1950年代台湾的文学场域,巩固反共意识与强化国族意象的风气蔓延于文坛,也席卷了整个社会,由此使得这段时期的文学"所开的花朵是白色而荒凉的。

建国初《人民文学》的整风

最近几年，我一直关注《人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建立的问题，今天我想和丽娃沙龙同仁讨论“建国初《人民文学》的整风”这个话题。

一九六〇年代初文学弱政治化的理论策略分析

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七十年代之前的文学发展基本上都是在政治统制下的亦步亦趋，显现出文学政治化的非主体特征，“文革”是文学政治化的极端发展时期，然而就是在这个极端发展时期之前的六十年代初，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却变得相对疏离，出现弱政治化的走向。文学服务的对象由《讲话》时期的为“工农兵”服务，扩大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知识分子恢复了应有的“人民”属性；掀起“反题材决定论”的热潮，

重说“重写文学史”——基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

“重写文学史”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次重要活动,它所关注的一个重点,也是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明了的一个难点,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不能依附于政治,也不能脱离政治,两者的统一的关键是对政治作何理解。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最大的政治,因此,只有作家心中有人民,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文学“知识场”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文学"知识场"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场域"理论和知识谱系学二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理论前提是要确立文学"知识"观。文学"知识场"研究主要是研究场内不同谱系的文学知识话语变迁和差异形态,以及各种因素在其等级性特征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等,可以凸显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特别适合用来研究处于转型阶段的文学实践。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阶段,以往无论是以社会、作者、文本或是读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大都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断裂意义,而忽视不同文学格局间的内在联系。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为突破二元思维,重塑新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可能。

文学体制与文学本性的错位——试析当前文学困顿局面的主观因素

人们已不再讳言当前文学创作的困顿与萧条了。但人们依然闭口不谈造成这种困顿的主观因素,而把它归之于“历史发展的必然”,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不否认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作用。然而,仅仅把这种局面归咎于“客观因素”是不公正的,至少是不负责任的。如果说,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话,那么,这是我们创造的并且正在创造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以为,正是几十年来人为的文学体制注定了当前文学的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