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福兹的“政治文学”

“政治文学”是评论家们对马哈福兹创作的一种评价。本文认为,马哈福兹的创作以政治为“核心轴”,以对人民的责任感和对真理的信念,构建了他的“政治文学”体系,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层面的相互联系中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公正而全面和平”的人类社会。其整体创作充满了对邪恶的批判,对正义的追求,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体现出诺贝尔文学造福于人类的崇高思想。

统一战线抑或兄弟阋墙——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再论

在战后初期中野重治与《近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论争中,论战双方都试图借壳于战争责任问题,试图超越战争、在较长时段中考察自我与论敌的历史位相,并以历史正确者之名提出自我主张。平野将对责任问题上溯至1934年,以人性之名,经由转向问题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路线的批判,据此否认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阵营无反思的再起及其文坛领导权的一元化独占;中野所代表的新日本文学会则将战争问题转化成了革命议题,意图将异己者视为反动势力并从革命阵营中予以排除,战争责任问题在双方各自的算计中迅速空洞化。实际上,在多重意义上,1946年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都与1930年代前半期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着诸多显见的思想继承关系。战败之初,新日本文学会并非没有表现出对战前道路的省思和战后文学跨阵营联合的意愿,然而,一方面缺乏将其落实的现实方案,另一方面,伴随着论争的展开,双方过剩的情绪、主观臆测架空了原理性思考,最终渐行渐远亦是必然。

超越“竹内鲁迅”:木山英雄对“政治与文学框架”的突破

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他自觉采取了对于历史和研究对象不断地加以历史化和相对化处理,通过对"实力与文章"框架的建构,即回归到文章乃至语言的层面上,以自己最感兴趣的二十年代为中心,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加以并行研究,并将这一研究延伸、拓展到对周氏兄弟与倡导"文学复古"章太炎文学观的关系的考察。实现了对"竹内鲁迅"及整个思想界通行的"政治与文学"思考框架的超越与突破。

“政治—文学”家二重身份下的抗战表达——论罗烽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

"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罗烽因"政治—文学"家的二重身份,使其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显示出高度理性,充分强化了抗战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具体表现为:痛斥日本殖民者罪行、煽动反帝情绪;发掘民族精神韧力、支撑抗争意志;全面观照战争环节,呼吁抗战理智;刻意营造冷峻文风,激发危机意识。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文坛论争与“政治”对话——评《翻译的“政治”——现代文坛的翻译论争与文学、文化论争》

从两个方面评介胡翠娥教授的最新力作《翻译的"政治"——现代文坛的翻译论争与文学、文化论争》一书。首先介绍该书每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然后对这部作品展开述评,认为该作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全新视角重新审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坛所发生的多次论争,视角新颖,史论结合,严谨有力,观点独到深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学“知识场”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文学"知识场"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场域"理论和知识谱系学二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理论前提是要确立文学"知识"观。文学"知识场"研究主要是研究场内不同谱系的文学知识话语变迁和差异形态,以及各种因素在其等级性特征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等,可以凸显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特别适合用来研究处于转型阶段的文学实践。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阶段,以往无论是以社会、作者、文本或是读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大都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断裂意义,而忽视不同文学格局间的内在联系。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为突破二元思维,重塑新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可能。

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已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附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和80年代启蒙话语影响下展开的"研究"之双重覆盖下走出来,进入新的阶段,在过去"研究"中存在的偏向和缺席也逐渐被自觉,成为克服/填补的对象了。这一情况也可能将巴金研究推至新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姿势是,将所有的问题从先入为主的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重新加以审视,尤其是对于权力、意识形态、政治等"非文学"概念的冷静对象化至关重要。这些概念或多或少带有时代语境的支配而形成其"负面"意象。一旦脱离如此时代性和特定语境的支配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这些"非文学"概念的漠视甚至于无视只能导致"文学"本身的贫瘠;如果不把这些"非文学"的概念从"文学"里一概地加以排除,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视角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如此研究姿势,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从80年代启蒙话语的偏离。今后巴金研究的起点,也可以放在如此认识上。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必读之书——谈谈美国宪法理论经典

每个学科无一例外地会有本领域内的经典。所谓经典，简单地说就是“必读之书”。国内法学院的教授经常给入学新生开出书单，所寄望的不外是学生们可以在读书期间阅读书单中的经典论著。当然，不同老师的书单通常有或多或少的出入，这是因为学者们对于本领域内必读或应读书之集合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