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范式:最高法院制度化研究

在法治国家,最高法院作为政治组织的角色和意义已逐渐彰显,制度化成为最高法院发展的一个现实课题,这应当为最高法院理论研究所关注。本文将政治制度化的理念与理论引入最高法院的研究之中,通过对一系列制度化衡量标准的具体识别,试图建构最高法院研究的制度化范式。通过对印度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比较考察,认为制度化是最高法院发展的一个方向,最高法院的制度化进程又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具体特征。为此,本文提供了最高法院制度化研究范式的一个运用范例,并进一步思考了最高法院研究与制度化范式问题及其对中国最高法院制度化发展与改革带来的启示。

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读迈尔文·尤罗夫斯基、保尔·芬克尔曼《自由之路——美国宪政史》

上世纪50年代，美国沃伦法院判决的“布朗案”，吹响了种族平等的号角；二十年后，伯格法院在罗伊案中的一纸判决，认可了妇女堕胎的权利：2000年美国大选陷入困境，戈尔与布什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统计之争，竟然演变为由最后伦奎斯特法院裁决的司法案件！看来，最高法院再也不是美国制宪先贤汉密尔顿所称的既无兵权又无财权的“最小危险部门”。

美国司法制度中的政党政治因素分析——以最高法院为例

司法制度的政党政治因素背景 美国的制衡性制度在横向上实施了行政、立法与司法的分立与制衡，纵向上规定了联邦与州的权力分割，作为该制度的运作工具，政党代表特定利益集团参与公开定期选举，赢得执政以推进集团利益。而司法权相对独立与最高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的制度设计对于政党确保自身政治主张的支配地位具有极端重要意义，因此，

政治荆棘丛中的极简主义法院——评汉森《最高法院与选举法》

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中,宪法领域内发生了一场深刻而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关于民主政治元素的议题日益成为由法院所决策的宪法问题,这一现象被纽约大学法学院的理查德·皮德斯教授准确地概括为"民主政治的宪法化"。虽然这一变化是全球性的,但它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来得最为急剧。

简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社会问题的责任

从南北战争后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部一直是美国的贫困落后地区,政治上的种族问题和经济上的三农问题是其面临的两大主要社会问题。南北战争后,南部种族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重建的失败,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决中架空了旨在保护公民权利尤其是南部黑人权利的宪法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修正案,是重建失败的重要原因。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南北战争后南部的种族问题负有直接责任。重建后,联邦最高法院继续在一系列判决中为南部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背书,加剧了解决南北战争后南部三农问题的难度,因而对南北战争后南部的三农问题负有间接责任。

政治与美国联邦的司法独立——从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变化开始的讨论

在1789年美国联邦司法体制初创时,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为六人,杰斐逊时期增加到七人,林肯时期扩至十人,约翰逊时期被减少为七人,格兰特时期最终固定为九人,罗斯福新政时期一度计划增加到十五人。大法官人数的变化反复,影响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倾向和司法实践,体现了美国党派和部门政治在司法领域的延续和反映,也折射出了最高法院的政治特征。

从2014年度美国最高法院判例看知识产权案件中的程序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所作的判决,往往涉及重大法律问题,确立新的规则,构成最新的司法判例,对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和地区法院具有约束力。因此,最高法院的判例都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值得研究。2014年开庭期共有5份知识产权判决,涉及专利和商标法上的重大问题。在这些判例中,大部分又涉及知识产权与程序法之间的问题。最高法院在这些判例中透露这样的信号,即应当认真对待知识产权案件中的程序问题。

美国极化政治中的堕胎权与最高法院——基于多布斯案的批判性考察

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了轰动全美乃至全球的多布斯案。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赋予女性堕胎权的罗伊案先例,剥夺了女性享有的堕胎权并将堕胎的规制权重新交还各州。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多次重申其推翻罗伊案、否定堕胎权完全符合“文本、历史和先例”这一美国宪法的决策过程,但法律话语无法掩盖多布斯案背后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间围绕着堕胎权的政治斗争及其间愈来愈极化的党派政治,亦无法掩盖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以司法案例贯彻共和党政治策略之实。此外,多布斯案作为一个完全政治化的判决,不仅使美国的堕胎权争议步入了更为激烈和极化的多布斯时代,而且超越政治领域给美国的公共和私人生活造成了诸多恶劣影响。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诸问题——兼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不足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争议内容和案件事实错综复杂,涉及法律适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较多,审判实践中因司法理念和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差异,往往造成审判中的司法标准不统一,案件处理各异,影响了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这一世纪主题的实现和良好的形象。文章通过对全区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深入调研,认真总结分析了目前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情况、特点和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审判实践并结合最高法院最近司法解释,对影响今后审判实践的法律问题和司法实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政治可靠重于法律精通——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选任

美国新的一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近日上任,一名贫苦出身、无党派的拉美裔女子成为众望所归。作为能够左右美国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无疑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9个人。究竟什么样的人才适合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文将向您揭示,政治因素才是选择大法官的首要条件。

劳动合同中可约定管辖——最高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征求意见稿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最新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征求意见稿。意见稿共计十八条，分别从劳动争议仲裁管辖与诉讼管辖（第一、第二条）、终局裁决的认定与处理（第三、第四条）、基层调解机构出具的劳动争议调解协议的效力（第五条）、劳动者在关联用人单位之间被动变更劳动关系的认定（第六条）、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司法认定（第七条）、竞业限制条款的司法处理（第八至第十一条）、变更劳动合同关系的限定条件和救济（第十二条）、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本位的政治属性——评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

作为一本通史类著作,伯纳德·施瓦茨的《美国最高法院史》特别注重"大法官"这一角色在美国最高法院中的重要作用。全书基本以大法官为中心,以重要案件为线索,按照时间脉络叙述美国最高法院的源起与发展,尤其突出其不可忽视的、主要作为"政治机构"的性质。

最小危险部门（第二版）——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

哈尔·威灵顿（HarryH．Wellington）在为该书撰写的《前言》中写道：“《最小危险部门》是美国法律学术史上关于那一重要而高深的问题的若干著作（还有很多文章）中的第二本。在该书中，比克尔呈现了一种关于宪法性法律自成一家的看法。不仔细地考虑这种看法，任何人就不可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时不犯错误，甚至连开始这一研究都是不可能的，不考察它，根本不算接触该问题。”

精神损害赔偿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兼论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损害赔偿是民法上的重要制度。损害可以分为人身损害、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在现代物质文明社会,财产损害赔偿向为各国法制之重心,至于精神损害则是随着人权运动的兴起及个人人格自觉,逐渐受到重视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完成了侵权行为法的现代化。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人民法制观念的增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越来越多,赔偿数额越来越大。司法实践的要求推动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理论研究的发展。笔者亦欲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赔偿原则、赔偿标准等法律问题作一探讨。

最高法院的法官：选任及其管理模式

没有高素质的法官。就不能保障裁判的统一和公正。也不可能将司法腐败控掌制在社全能够容忍的限度内,使得司法的公正徒为一个空幻的理念。最高法院作为我国位阶最高的裁判机关,在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而其功能的实现必须有高素质的法官来保障。

论最高法院

在一国的整个司法体系中，最高法院通常处于司法金字塔的顶端。它是民刑事案件最高级别的审理机构，同时又承担着统一司法标准乃至整个国家法制准则的重大职能。与这种角色和职能相适应，最高法院需要在法官选任标准、权力运行方式以及机构设置等方面有不同于下级司法机构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