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国广州粤语影片的查禁与“救亡”

1936年,出于政治和现实的考量,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粤语影片禁令。对此,华南电影协会发起了粤语影片"救亡"运动。广州与中央就粤语影片"禁"与"缓禁"的问题,反复博弈。因广州当局积极从中斡旋及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无力执行严厉的查禁政策,"救亡"运动最后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艺术歌曲中的“救亡”文化精神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局势下,"个人主义"、"个性解放"、"为艺术而艺术"都被"救亡"所压倒。中国作曲家将自己融入时代洪流中,以"救亡"为主题,创作出具有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和独具特色的时代旋律。

“救亡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兼及《黄河大合唱》的创作分析

本文从战争年代音乐观来对洗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进行分析，来恩考此年代的音乐观念以及音乐创作上的美学观，并试图从音乐的功能中再一次对音乐本质问题进行思考与发问。

“救亡-启蒙”论及其学术影响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出现的"救亡-启蒙"论,以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在当时切合了投身中国革命又经历"文革"的一些人的反思,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救亡-启蒙"是追求"启蒙"的中国现代史叙事,作为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新的研究角度,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在"救亡-启蒙"论中,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原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中救亡是否压倒了启蒙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议题。这些观点上的争鸣,是思想界重现"百家争鸣"现象的重要表征。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张爱玲的背弃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一直以来,张爱玲以一种与“五四”启蒙叙事以及四十年代救亡叙事截然对立的姿态独立于世。在她的笔下,文学从来没有被赋予鼓励人生,指导人生,改造人生的启蒙重任。尽管在四十年代的前几年,“五四”作家的启蒙意识已被浓缩为强烈的政治意识与战争意识,但张爱玲对这一切采取的依然是一种回避的态度。她的作品中,没有革命也没战争,有的只是世俗生活的琐碎与无奈,而苍凉美感的确立,无疑又是张爱玲对新文学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审美基调的另一背弃。

无以忘却的纪念与“救亡鲁迅”的形象建构--鲁迅逝世后北平左翼文化界悼念活动考论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北平左翼文化界发起悼念活动。这些活动在传达对鲁迅的敬仰与哀悼之情的同时,完成了对作为“民族解放斗士”的“救亡鲁迅”的形象建构。“救亡鲁迅”的形象根植于鲁迅的“立人”思想,与“启蒙鲁迅”“革命鲁迅”有内在一致性,既是1936年华北局势的反映,也与左翼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密切关联。北平左翼文艺界的鲁迅悼念活动,丰富了对“战士”鲁迅的形象建构,也承载起了抗日宣传与思想动员的使命。

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上的地位——关于“救亡压倒启蒙”论的驳议

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论犯了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事实上,启蒙与革命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革命本身也是一种启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思想启蒙并不仅仅局限于口头说教和宣传,而是将其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基础上,不仅实现了思想启蒙的"生活化""实践化"和"民间化",而且也引领中国人民由原来的资产阶级启蒙观历史性地转向了无产阶级启蒙观。因此,从启蒙的视域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共产党强调革命的纪律性,但这并不妨碍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而充分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