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集体身份在报纸媒体与微博中的话语建构差异

对教授在报纸与微博中集体身份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后发现:第一,尽管报刊与微博在建构"教授"社会职能时存在差异性,但二者均通过"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的积极一面建构其集体身份;第二,报刊与微博皆采用积极刻板印象形成的话语策略构建"教授"积极集体身份,但微博对消极刻板印象的使用数量多于报刊;第三,国家政策环境和社会传统是形成媒体中"教授"积极集体身份的主要社会因素。

从权力主体角度看“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的权力主体当然是"教授","教授"是大学权力主体的表征。"教授治校"制度是对大学学术机构本质的认同,"教授治校"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于它客观地反映了大学作为特殊学术机构的性质和特点。"教授治校"是大学管理权力主体的归位,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大学普遍实施的"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真正赋予教师在大学管理中的权力和地位。

论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教授治学”

在中国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中建立和运行的教授委员会制,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高校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大背景下,对高校学术运行机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所做的开创性尝试。中国的教授委员会制的本质是“教授治学”,体现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即追求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教授拥有学术权力,实现学术自由、学术自主。笔者阐述了“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发展历程;“教授治学”的内涵;“教授治学”的本质以及“教授治学”的保障机制,阐明“教授治学”是教授委员会的本质。

论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思想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创了我国“教授治校”的先河，其实质是通过分权来保障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文章在分析“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思想的产生与实践的基础上，阐释了“教授治校”的内涵，提出了对现代大学内部进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构想：进一步明确划分了管理的权限；改革治理机构；现实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坚持以人为本，通过人本管理来唤醒管理者的主体意识。

论教授治学——兼议《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

本文结合对《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 (试行 )》的阐解 ,首先论述了“学术为基 ,育人为本 ,教授治学”;接着论述了“依法治校 ,以德治校 ,教授治学”;最后论述了“党委领导 ,行政管理 ,教授治学”。本文提出的“教授治学”,一是教师要做学问 ,一是教师要参与学校的学术管理。这一工作条例的制定和实施 ,必将有利于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以竭力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 ,首先服务于“育人”。

论梅贻琦“教授治校”理念的文化意蕴

梅贻琦的“教授治校”理念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对当时的清华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效应。其管理学文化意蕴在于:它是大学组织文化特征的理性反映,体现的是学术治校的理念,其目的在于发挥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作用,其本质是教授治教、教授治学,是一种民主管理的思想。“教授治校”在大学职能日趋复杂的当今虽遭质疑,但其所蕴含的精神对今天大学的管理是有启发意义的,那就是在管理过程中如何发挥包括教授在内的所有教师主体积极作用,梅贻琦“教授治校”的理念是值得当今大学管理者们借鉴的。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之辨析——兼与杨兴林教授商榷

从大学的学术机构属性及管理制度需求出发,"教授治校"应成为中国大学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西方大学史上"教授治校"理念与管理模式的长期延续和中国大学"教授治校"的本土案例,均表明这一大学理念与制度安排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恰恰源于该制度的价值合法性与现实可行性。积极尝试"教授治校"的制度方案,对中国大学行政化弊病的革除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推进而言应当大有裨益。

民主与自治的典范:民国大学中的教授治校制度——从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的历史考察

"教授治校"是一种源自于西方的大学内部管理模式,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移植、借鉴了"教授治校"制度。它先是由北京大学开始,后来在清华大学被发扬光大,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能够长期延续和维持,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内在原因,其"教授治校"制度直到今天仍然是大学改革的方向。

论“教授治校”在中国大学中的应用

"教授治校"就是以教授为主体和主导来治理大学。这个理念,来源于西方大学,普及于美欧等国大学,在我国历史上也曾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实践证明是治理大学的一个重要思想。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在中国现代大学中如何具体实践"西方式"的"教授治校"理念的问题还存在不少分歧,典型的有"可以照搬使用、不能拿来使用、可以改造使用"三种观点。对此有必要以生态的、现实的、历史的方法,冷静深入地分析之、理解之、借鉴之。

民国时期大学中教授治校的制度化分析——从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的历史考察

"教授治校"是一种源自于西方的大学内部管理模式,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移植、借鉴了"教授治校"制度。它先是由北大开始,后来在清华大学被发扬光大,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能够长期延续和维持,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内在原因的。"教授治校"制度直到今天仍然是大学改革的方向。

再论冯友兰的大学理念:“为学术而学术”“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

冯友兰先生的一生大约有70多年的时间都是在大学度过的,可以说大学几乎成了冯先生整个人生的舞台,他在那里学习、工作、生活,上演了一出出丰富多彩的人生活剧。具有世界眼光的冯先生对于大学的理解可谓是独到而高远,他所提出的"为学术而学术""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等大学理念,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思想,而且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浅谈“教授治校”与我国高等教育治理

"教授治校"有利于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有利于促进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教授治校"的主要途径包括转变高校党政领导方式,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改进现有制度,树立"教授也是管理主体"的意识;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为"教授治校"提供法律保证。"教授治校"属于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只有正确处理好"权力"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不断走向深入。

蔡元培“教授治校”教育体制改革探析

蔡元培亲出国考察欧美教育,深受德国洪堡民主办校理念的影响。1912年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颁布《大学会》,对"教授治校"制定了比较集中而明确的规定,推行民主办校措施。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先后创建评议会、行政会、教授会、教务处、总务处,让真正懂得教育的教授们来管理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施行后,北京大学呈现新生的景象,学校规模有了长足的发展。因为时局与政治的影响,蔡元培几次出国考察与留学,北京大学依然保持了新貌,这其中"教授治校"制发挥了最为重要的功能。

清华“教授治校”体制的历史轨迹与现代启示

从曹云祥、罗家伦、梅贻琦等三个校长时代的治校特征可以看出"教授治校"体制的成因来自多方面。在宏观层面,特殊的时代背景、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为"教授治校"提供了生长土壤;在微观层面,"少壮派"教授的不懈努力、校长的大力支持、学生的积极响应等主动选择行为是"教授治校"体制形成的强动力。优秀的师资队伍、明确的规章制度、以"教授"作为利益相关者博弈的平衡点以及民主协商等管理理念对实现大学治理有着积极指导意义。

权力的博弈:蔡元培“教授治校”思想及启示

清末民初,在国家和社会层面,面临着专制向民主权力的转移;在教育内部,学术权力开始觉醒,向封建行政权力发起冲击;在学校场域,校长或学堂监督独享管理权力,学校内最大的利益相关主体教授拥有的参与校务权力十分微弱,难以维护学术的独立。在此种历史场景下,蔡元培本着“学术自由、民主自治”原则,提出了“教授治校”思想。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通过设立评议会、科系教授会、行政会议三个组织来层层推进民主管理与专家治校,落实教授治校制度。在权力博弈中,北大教授的权力快速扩张,不仅获得了学术权力,而且掌控了行政权力,带动了行政权力的学术化。为了克服学术权力膨胀带来的弊端,蒋梦麟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实践性地将教授治校改造为教授治学,完成了对教授治校的超越。当前,高校学术委员会成为教授行使学术权力的重要组织,但在实践中,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经常处于博弈状态,如何有效平衡两种权力,可以从蔡元培的“教授治校”思想中获得一些启示。

大学是思想的圣地，教授是圣地的学者——关于大学理念的思考

大学就是大学，不是行政，不是企业，也很难说是“事业”。大学是思想的圣地、知识的殿堂。大学是大师所在，要学者云集，生产思想，发现真理，执着于学问，沉迷于知识，超然于现世，云游于精神。大学教授要能够鄙视功名，祛除物欲，搞学问、迷学术、做学者、慕大师，致力于真理的追求，沉缅于探索的快乐，以享受原创的幸福。做学问、搞学术决不是学人“谋生的手段”，而是他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从蔡元培到朱清时——论“教授治校”理念的延续

"教授治校"思想兴起于德国柏林大学。上世纪初,蔡元培将其引入中国,时隔近一个世纪,前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将之再次付诸实施,创建了南方科技大学。落实"教授治校"思想必须做到:配套制度作保障;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离;实行民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