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员-运动员”关系与青少年运动员心理疲劳关系的重构——心理坚韧与运动投入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考察“教练员-运动员”关系(CAR)对青少年运动员心理疲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采用CAR问卷、运动心理坚韧性问卷、运动员投入问卷、运动员心理疲劳问卷对753名青少年运动员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CAR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运动员心理疲劳,即CAR对青少年运动员心理疲劳有抑制作用。(2)CAR既可直接影响青少年运动员心理疲劳也可通过心理坚韧和运动投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青少年运动员心理疲劳,具体为:①直接作用,CAR→心理疲劳;②中介作用,CAR→心理坚韧→心理疲劳;③中介作用,CAR→运动投入→心理疲劳;④链式中介作用,CAR→心理坚韧→运动投入→心理疲劳。研究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可对青少年运动员心理疲劳的预防和缓解提供参改,未来可通过改善CAR,提高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坚韧和运动投入水平,进而缓解青少年运动员心理疲劳。

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对运动表现满意度的影响——希望与运动投入的序列中介作用

为考察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对运动表现满意度的影响,以及希望和运动投入在它们之间的序列中介作用,采用问卷法对483名现役运动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教练员-运动员关系总体上显著正向预测运动表现满意度(β=0.43,P<0.001),并分别显著正向预测希望(β=0.37,P<0.001)和运动投入(β=0.21,P<0.001),希望和运动投入分别显著正向预测运动表现满意度(β=0.47,P<0.001;β=0.20,P<0.001);2)教练员-运动员关系通过4条路径影响运动表现满意度:直接作用、通过希望的中介作用、通过运动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通过希望和运动投入的序列中介作用;3)研究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拟合度理想,共解释运动表现满意度57%的变异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对运动表现满意度的作用机制;4)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4个维度(亲近性、承诺感、互补性和服从性)对运动表现满意度有着不同程度的预测作用,相比之下,承诺感的预测作用更加重要。研究结果提示,通过改善教练员-运动员关系,有助于提高运动员的希望和投入水平,进而促进其运动表现满意度;在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管理中,应重点培养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承诺感,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支配与服从。

教练员领导行为对运动员运动投入的影响研究--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中介效应

为探究在运动训练情境下教练员领导行为对运动员运动投入的影响,以及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变量在其中的中介效应,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以及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向运动员发放问卷,对变量进行测量与检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教练员领导行为中的训练指导行为、民主行为、社会支持行为、奖赏行为对运动员运动投入和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专制行为对运动员运动投入和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变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变量在训练指导行为和社会支持行为对运动员运动投入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民主行为、专制行为和奖赏行为对运动员运动投入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国际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研究现状、热点和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以Web of ScienceTM数据库中的文献为来源,以1991-2013年国际教练员-运动员关系领域的442篇文献为分析对象,借助HistCite软件进行文献的可视化分析,从年代分布,研究重要地区、机构和学者,研究的历程,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文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际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形成了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国家,Jowett S、Amorose AJ、Vallerand R、Duda JL等11名高影响力学者;国际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历程主要有三个阶段;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执教、动机、知觉、模型、领导、内在动机、问卷、团队、凝聚力、成对、移情、准确性、成绩、精英和职业倦怠方面研究的前沿主要集中在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跨文化研究、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多样化研究等6方面的研究。

对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量表(CART-Q)的跨文化检验

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对运动员的训练、生活均有重要的影响。对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及其评价方式进行了研究,通过对CART-Q量表的跨文化检验,获得该量表中文翻译版的心理测量学数据,验证了CART-Q翻译版在中国使用也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测评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工具。

基于“差序格局”的理论扩展:我国“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分类及结构演变过程分析

基于差序格局的理论扩展视角,对我国现阶段"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类型进行划分,对两者关系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我国现阶段"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可依据身份类型及方式特征划分为血缘身份型、传统师徒身份型、夫妻身份型、拟血缘身份型及契约方式型。"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结构在社会经济制度、运动员管理体制、世界范围内"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结构特点等综合背景下,将经历以传统社会为代表的传统型关系结构、现代社会为代表的复合型关系结构及未来社会为代表的契约型关系结构的演变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未来我国"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结构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契约方式建立的,具有"情"与"理"的共同特征。

追求卓越表现过程中的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对我国个人项目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访谈研究

在过去的20年,国内外学者逐渐认识到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在高水平竞技体育中的重要性,并针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旨在采用访谈研究方法探讨我国个人项目教练员-运动员关系。来自我国个人项目的12名现役教练员和12名运动员接受了半结构式访谈。通过对访谈资料的质性分析,除3种社会角色关系特征外,我国教练员和运动员描述的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共有22种特征,其中,关爱、沟通、信任、理解和合作被超过50%的受访谈者所提及。

我国“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结构演化及其再造策略

在社会学分析范式下,以本土社会体制结构的变迁为切入点,梳理我国"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结构形成及发展变迁的历程。把握"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结构特征演化规律,探解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困境,提出对"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结构再造的理念与策略。研究认为,我国"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结构的形成是源于传统社会家族伦理观念对人际关系普遍的道德约束,同时也继承了传统社会师徒关系的"身份等级"特征。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尤其在我国体育职业化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结构的演化虽不是自发形成的,却在经历着一场从"身份"向"契约"的进程。同时也正在遭遇本土社会文化与制度所带来的发展困境。然而,这样的困境却可以通过对契约关系结构中弱势群体的身份化进行弥补,是基于对"身份"特征中道德认同意义上考虑形成的"契约式身份"。

“教练员-运动员关系”信任重建的研究

以关系信任为视角,对"教练员-运动员"之间的关系信任内涵及其本质进行分析,对"教练员-运动员"关系信任的制度问题展开探讨,旨在为促进良性"教练员-运动员"关系信任的形成提供参考。

对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量表(CART-Q)的跨文化修订

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对运动员的训练、生活和运动成绩均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国外许多运动心理学家尝试致力于此领域研究,但国内鲜有相关研究。英国运动心理学家Jowett近年提出的3C理论及CART-Q量表,通过研究证明该量表适用于中国教练员与运动员。针对中国举国体制的现实国情和传统文化对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影响,对原量表进行了修订,获得该量表的中文修订版的心理测量学数据。研究发现CART-Q修订版比翻译版在中国使用具有更好的信度、效度。

教练员-运动员依恋关系量表的跨文化检验与修订

目的：对教练员-运动员依恋关系量表进行跨文化的检验与修订,为评价中国教练员-运动员依恋风格提供合适的测量工具。方法：以367名运动员和232名教练员为测试对象,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内部一致性检验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方法对教练员-运动员依恋风格量表（中文版）进行检验和修订。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教练员-运动员依恋风格（中文版）由回避、焦虑和安全三个维度构成;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826~0.96之间,分半信度在0.807~0.941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修订后教练员-运动员依恋关系量表（中文版）的三维结构拟合良好（运动员依恋量表：RMSEA=0.048,GFI=0.915,CFI=0.976）;教练员依恋量表：RMSEA=0.076,GFI=0.905,CFI=0.933）。结论：修订后教练员-运动员依恋关系量表（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用来测量中国教练员-运动员群体的依恋风格。

基于3C理论的运动员-教练员关系研究:模型、现状及展望

运动员-教练员关系对运动员的竞技表现和个人发展有重要影响。采用文献资料法,对运动员-教练员关系的概念和理论模型进行介绍;总结分析了运动员-教练员关系的研究现状,结果发现:目前研究者普遍以Jowett等人提出的3C理论模型来指导相关研究,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注重探讨运动员-教练员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重要作用。指出:在未来研究中,应该注重探讨运动员-教练员关系的本质内涵,加强3C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开展运动员-教练员关系的动态研究等,旨在为运动员-教练员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和谐个性关系形成的实验研究

运动员与教练员之间的和谐个性关系是贯彻和谐理念、创造和谐运动队和取得优良成绩的基础和保证。为探讨影响教练员-运动员和教练员-运动队之间关系的因素,采用尤.尔.哈宁及阿.伏.斯塔姆布洛夫研制的"教练员-运动员TC-1标度表"对5支马术运动队的6名教练员和31名运动员之间的个性关系进行了评定分析和跟踪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和谐的个性关系可以直接在运动队参加重大比赛的结束阶段形成,实际关系与所期望关系的符合程度以及这些关系促进训练和比赛活动的奏效程度,是评定教练员与运动员和谐个性关系的标准。

我国“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研究走势：一个理论的探寻

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不仅影响到运动竞技水平的发挥,而且,关系到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心理状态乃至运动生涯。通过文献检索收集到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主要就我国研究存在的问题、国外相关的新理论进行了文献分析,认为我国目前相关研究存在研究对象单一、研究的目标与实际的需求不一致。从整体上研究缺乏理论的指导、研究方法过于简单;同时认为,对于我国的研究人员来说,国外的"情景领导理论"、"多样化理论"、"动机理论模型"、"3C理论"、"逆理论"等新发展的理论可以在批判的基础上用以指导我国的相关研究;指出我国未来的相关研究应该是关注提高研究质量,着重考虑人际关系动态和系统分析研究。

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分析

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是竞技体育中最基本的关系。笔者从认识方面、成员关系标准方面、实质限界方面、感情方面、目标定向方面和分层方面，对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作了较深刻的剖析。

我国“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研究述评与展望

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是从事竞技体育的社会群体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关系。我国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重视教练员,忽略运动员;静态研究多,动态研究少;国外理论移植多,本土理论建构少;定量研究多,质性研究少等。建议:根据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科学设计研究方案,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有针对性地开展动态追踪研究,对国外理论进行改造移植,加强本土化理论体系建构,推动"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研究向科学化、系统化、本土化方向发展。

我国教练员与运动员社会共生关系的基本要素研究

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社会共生现象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存在。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共生关系由主体要素、资源要素和约束条件三个部分构成。教练员和运动员是共生关系的平等主体。教练员"资源"主要体现在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两个方面,而运动员"资源"主要表现在运动员成才所需的体质基础、智力基础、心理基础、启蒙基础以及商业开发价值等方面。维系教练员与运动员共生关系的约束条件主要有法律、道德和守则等。

从儒家文化看我国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双重性

教练员与运动员是我国竞技体育主体,而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是竞技体育最基本的关系。因此,从"文化生成"的视阈看特定文化情境下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对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双向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认为,儒家文化糟粕致使我国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不能够处于一种开放式的对话状态,不利于形成平等、民主、互动的人际关系。有效规避儒家文化中消极思想的影响,从儒家文化的精华中汲取生存智慧,明晰发展路径,深入解读两个群体关系的双重性,有利于教练员与运动员的"民主、和谐、进步"发展路向的拓展。

我国教练员与运动员社会共生关系的演化研究

社会共生是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基本存在方式。在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共生关系中,只有两者的主体利益得到保障,互需资源相对稳定,具有双向选择自由,加之约束条件制衡,两者的共生关系才能够形成与维持。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主要通过"斗争—妥协"的方式来合理分享资源,实现自我价值,从而优化两者的共生关系,达到教练员与运动员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

主体间性视野下残疾人运动员与教练员的交往关系

残疾人运动员与教练员的关系是影响残疾人运动员竞技水平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的残疾人运动员与教练员的关系是在主客二元论的哲学基础下,形成了教练中心论和运动员中心论,二者都不利于残疾人运动员的运动训练和竞技水平的发挥。残疾人运动员训练过程的实质是教练员和残疾人运动员之间的相互指导学习,其核心和关键是残疾人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主体间交往关系的建构。以主体间性做为哲学基础,通过对话构建残疾人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理解性、通融性和共识性的主体间交往关系,这对于提高和发挥残疾人运动员和教练员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