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东传与清初文人的思想重构——以“敬天”思潮为中心

明清中西间的交流与互动拓宽了中西文化各自的视域,促使中西在不同层面展开思想与知识的重构,泽及后世,影响深远。本文以"敬天"思潮为中心,对清初文人的思想重构及其与东传天主教之关系进行探析和总结。认为晚明天主教入华,吸引一批中国文人"学事天主",并促使儒学发生以"敬天"为标杆的"宗教化"趋向。至清初,"敬天"思潮成为"儒学宗教化"的主流。许三礼、谢文洊、陆世仪、陈瑚等一批未入教的文人儒士以"敬天"为枢纽来尝试重构思想系统,给静坐、内敛、涵养为主的心性陶冶活动增添了一个"超越性他者"的"天"参与监督的维度,并透过"敬天"的仪式予以外在化、践履化,因而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他律性品格。但是,他们心目中的"天",涵义是模糊笼统的,与本质清晰、界分明确的西方"天主"大相径庭。同时,这种"天"即物而在、因物而显,绝非脱离物质、超绝存在的人格神。论文最后又以黄宗羲、孙奇逢等理学大儒的"上帝观"为例,对中西之间的上述差异作出补充论述。

“敬天”“祭天”意识与“礼乐”审美教化

"敬天"礼仪活动应该就是人类社会早期有关维护生态环境的审美教化的一种初始形态。原始宗教活动大多为"祭天"礼仪,祭祀活动多以"巫术"为主。"巫"表演图腾舞蹈,演奏琴瑟鼔乐。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事神人之事",载歌载舞,礼乐谐配,神人以和。原始"祭天"巫术礼仪活动,气氛庄重、肃穆,巫师演奏音乐,旋律美妙神奇,声律起伏不定,节奏徐急有致,快慢舒缓合拍,以使天地相和,"礼""乐"合一,以营造出一种人神和煦、天地圆融、人世和睦,一切都井然有序的宇宙图景。参加者则通过强烈的情绪感染,潜移默化的熏陶,从中获得一种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一体合一对于"人"保全生命,在比自我更大的"天人合一"里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敬天”“畏天”审美意识与自然崇拜

中国古代生态美学"敬天""畏天"观念生成于远古之人对自然万物的崇拜意识,形成于原初的"天人合一""神人合一"审美意识。对自然万物的崇拜与敬畏心理是"敬天""畏天"观生成的心理机制。对"人"之外的自然万物的崇拜,必须无条件信仰一个超越的自然之"神"与"天"的存在。有了一个超越的自然之"神"与"天","人"都是其仆人,自然就少了争端。由此,对"人"之外的自然万物的崇拜敬畏增强了遵守"敬天""畏天"观的自律性。中国古代生态美学"敬天""畏天"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具有一种引导性,必须依赖这种具有绝对律令的敬畏心态。缺乏人格审美化自律,缺乏对"人"之外的自然万物的崇拜敬畏,就会破坏"天人"之间的亲和关系,所以,对"人"之外的自然万物的崇拜敬畏在维护"天人"之间的亲和关系中具有其特殊的意义。

“天”与“敬天”意识之生态美学意义

在素朴"天人一体"审美意识看来,"天"即"天帝",与"人"患难与共,脉脉相通,有如"人"之父母,关涉"人"之生命的生成与生存的审美化、诗意化。"天帝"观形成于原始社会时期。对太阳和"天"的敬畏生成于原始先民的日常生活。在农耕和畜牧生产等活动中,"天地"与"人"之生存休戚与共,风调雨顺,即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由此原始先民总是把"天地"当作自己的生命之源。"人"是天地交合的结果。天地万物是"人"的生命之源,"人"与自然间融洽和睦,"天"既要调和阴阳风雨,还要"敬授人时",以利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原始先民的生活和生产必须依赖太阳和"天"的赐予和庇佑,这可以说是"天帝"观的源头。换言之,原始先民的生活为"天帝"意识的生成奠定基础。"敬天""天命"观延续了原始社会形成的敬畏精神与权威品格,但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则是以天命观为核心的"天"与"人"之间的"授""受"生态关系的产生,这种宗教意识的确立或规定了"天""敬天""天命"观的基本方向。

“敬天”“畏天”原初生态审美意识及其生成

上古之人对"天"怀有一种敬畏心理,认为"天"至高无上。这种"敬天""畏天"生态审美意识的形成既与巫术文化相关,也与农业文明,收成的丰歉及"天"的好坏息息相关。商周之人把"天"的权威重点放在"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等方面,突出了至上神在社会人事方面的特殊作用。以《尚书》为例,"天"的权威在"命哲"方面体现为"罔知天之断命"。而据《尚书·商书·盘庚》记载,商王盘庚就曾以"天命"来劝告臣民要绝对服从迁都的决定,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罔知天之断命……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迁都之事涉及国计民生,围绕这个问题,盘庚用"恪谨天命,受命于天"的誓言,以强制臣民服从。民众终服从,体现了对"天"的崇拜,也体现了"天"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天"既然至高无上,为主宰世界的至尊至上的神灵,因此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天"就有独特的敬畏之心,并由此形成原初"敬天""畏天"审美心态。

从《康诰》和《吕刑》看西周初中期刑罚思想的演变

西周刑罚思想包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亲亲”“尊尊”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周初的天命论仍然是一种神意论 ,“敬天”是统治者赖以统治民众的依据 ,“保民”几乎完全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现实需要 ;中期的“敬天”更具理性化与实用性 ,更多的是对天命的利用 ,“保民”中“治民”的成分越来越多。与周初相比 ,“德”的含义由君主的品德变为个体心性道德 ;“慎罚”向“中刑”转化 ;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的功能日益下降 ,“刑”

把儒教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来观察——序李申著《中国儒教论》

把儒教放在更广阔的视野(如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多方面)来考察,儒教的宗教信仰核心为“敬天法祖”。宗教的西者的地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儒教享有君主制下独占的特权,神权皇权高度统一。

稻盛经营哲学对我国企业经营者的几点启示

稻盛和夫先生是当今世界集哲学与经营于一身的伟大企业家。稻盛先生在其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人生经验给企业经营者,特别是年轻的企业经营者的主要启示是:第一、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第二、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第三、按原则办事的求真精神;第四、以心为本的利他精神。

林金斌:绿色建筑将更注重实用与美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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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