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运动与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的写作缘起

由于龙榆生“彊村传人”的身份,此前学界更关注他在词学研究中“传统”的一面,并将《研究词学之商榷》中的“八科”分类视为现代词学形成的标志。但1928年龙榆生赴暨南大学任教后,与胡适产生交往,他早期的《唐宋诗学概论》《中国韵文史》等著作多有引用胡适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诸篇论文中,龙榆生始终以胡适为潜在的对话对象,并试图超越。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中借助“整理国故”运动主张的体系化、科学化、社会历史分析等思路,顺应主流文学研究的趋势,构建了完整的研究体系:从词体内部声律出发的声调之学,从外部文史考证出发的批评之学,以及具有综合性质的目录之学。《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的现代性体现在对“整理国故”所提倡方法的摄取,以及建构声调、批评、目录三位一体的研究体系。

时势与理路:“整理国故”运动与吕思勉的史学道路

"整理国故"运动是吕思勉史学转换的关键和枢纽。吕氏的学术理路受其拉动,并在内外交织的紧张与调整中,走上了新的研究道路。对于吕氏史学来说,"整理国故"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这一学术潮流带来了外在时势的推动,更与自身的学术理路实现了对接并轨。在这一进程中,吕思勉走出了"国粹"派影响,他以考据为基础,以通贯研究为特色,以科学方法为支撑,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了史学方法论的建构,成为民国"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随着史学研究的精密化及中国化日益加深,作为植根于传统的吕氏史学,与胡适为代表的"西洋汉学"在学术取径上渐行渐远,其间既有人事、学路之纠葛,更反映了中国学者的独立思考和日渐成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史学及国学研究中要求积淀,讲求内在深入研究与速成、外在式路径之间的一种对立。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